所谓“大国责任”包罗万象，就经济责任而言可概括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
声望源于成就，魅力源自实力；但过高的期待、过重的责任，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发展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所谓“大国责任”包罗万象，就经济责任而言可概括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
面对新的征程，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是，过高的期待、过重的责任，以及所谓“大国责任”背后隐藏的玄机，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发展风险。
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反映
国际社会之所以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中国因素”弥漫全球。改革开放29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而迅猛，2006年GDP近21万亿元，经济规模仅次于美日德，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且仍快速增长。国际权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08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中国GDP仅相当于全球总值的5%，但全球经济的实际增量约1/3来自中国。此外，过去4年，经济敏感商品(如石油及铝、铅、铜、铁、锡等多种金属)的需求增长约50%归因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冲击波”更是突出，以致国际社会一度掀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喧嚣。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被动接受者，但是今年以来的某些股价波动，直接影响亚洲、欧洲乃至美国股市。
此外，还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迅速调整。国际经济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转型，经济中心正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今后25年内，新兴市场将占有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目前是21%)。美国高盛集团发表报告声称，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s”)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到本世纪中叶，“金砖四国”将统领世界经济风骚，中国可能会在204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在2033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管理”乏力。美国经济因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居高难下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深度依赖国际资金，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如抵押贷款利率)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制约。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06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比美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多73亿美元。这是自1946年美国官方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首次出现“投资赤字”。“三大赤字”使美国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长期执迷“华盛顿共识”，以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占世界外汇储备的3/4)，其国际影响力在降低；世贸组织(WTO)则因多哈回合中止、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盛行而处境尴尬；“七国集团”因代表性不足而广受诟病，对全球经济的调节愈发力不从心。
正视始作佣者的玄机
“大国责任论”显然是一柄双刃剑，超出现有能力过多承担此类责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明显不利。
从主观上分析，导致“大国责任论”呼声日盛，有我们自己的相当一部分责任。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已不满足于一般国内的“形象工程”，而过于追逐国际的“形象工程”，一个羽翼远未丰满的发展中国家，给人的感觉却俨然一副强国姿态。再有，“走出去”战略由于缺乏协调，一些垄断企业“高调低效”，有意甚至肆意借题炒作，只顾企业或个人扬名，不管国家利益，实际收益很少，却弄得满城风雨。
本来对华就心存芥蒂的某些西方势力一直如芒在背，借机散布“中国威胁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增加。
同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大国曾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施加所谓“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在透明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迫使后者不断扩大开放，从而被纳入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现有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阿根廷、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由此，“华盛顿共识”与IMF世界银行一起从圣坛上滑落，西方的道德标准由此遭到广泛质疑，道德优势因此动摇。
如何将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纳入现行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要课题，他们希望借助“大国责任”以重新获取某种国际道德优势。
再就是美国欲以“大国责任”利用与牵制中国。“大国责任”是美国送给中国的“橄榄枝”，更是“紧箍咒”，是美国“接触加遏制”战略的政策体现。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可以持续获得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可以借助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差异获得大部分利润，可以利用金融手段吸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这应是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所说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符合美国利益”的真谛所在。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若从持续增长中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由此壮大，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遏制任何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或霸权挑战者，是美国的长期战略。近年来，在美发布的多个战略报告中，均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的威胁力量、重要的战略遏制对象。即便有了“利益攸关方”新思维，中美之间出现经济战略对话，但美对华的“遏制加接触”的实质并未改变。因此，从某种程度看，“大国责任”内藏种种玄机，即延缓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经济处于类似拉美的那种“增长而不发展”的状态最合乎美国利益。
“橄榄枝”背后的严峻挑战
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不仅可以削减“中国威胁论”，增进国际形象，而且可以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合作，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但用橄榄枝编织的“大国责任”不只是机遇，也有严峻挑战。
风险一：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影响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尽管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制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利于中国长远以及战略利益的实现。如若中国真的不折不扣地依照西方的指令而起舞，将进一步恶化贸易条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技术管制、强化知识产权，使中国过多停留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上，使中国过多停留在“世界加工厂”的国际定位上。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但可获得的利润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获得。很多行业的利润分成远不及鞋类。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讥笑“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
在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上，西方大国一直主导国际有关保护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如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不仅延长专利保护期限，而且将诸多依照传统理念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也纳入专利。在施用过程中，滥用知识产权，将缺少创造性、新颖性的技术纳入专利联营，进行市场垄断。为此，中国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与此同时，不断侵犯中国知识产权，私下大肆收买中国研发成果，并购后却弃用中国知名商标，抢注中国传统品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的格局，使中国落入“增长而不发展”的陷阱。
风险二：影响中国经济正常发展，或不堪重负而陷入困境。全球气候暖化以及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等相关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解决这一严峻问题。但是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生活安逸化消耗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使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积累起巨大“存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的只是部分“增量”，发达国家因此越来越多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引发环境危机，并承担“大国责任”是不公正与不合理的。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道有着不可剥夺的发展权利，在资源与环境上不合理地承担“大国责任”，会影响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步伐。
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复杂，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所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事务“管理失职”，不去深刻自我反省，反而日甚一日地指责中国，要中国承担解决全球失衡的重任。美国一方面步步紧逼人民币尽快大幅度升值以及金融加快开放，以解决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吹捧中国为“世界经济领袖”、“新超级大国”，甚至有知名人士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建议中国从外汇储备中拨出1500亿美元设立捐赠账户，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
国际社会以及美国诸多学者都认为，美国外贸赤字主要是由美国经济与消费结构决定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只会调整美国对外赤字的地区结构，不会显著减少赤字总量。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巨额赤字”这一“美丽谎言”之后，是人民币无限升值的陷阱。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因为巨额贸易赤字力压日本肩负起“大国责任”，包括增加内需，升值日元等，结果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没有减少，日本经济却陷入严重困境。
风险三：影响金融稳定，增加金融风险。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论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战略时，列举了美国应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关键点有“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与“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如今美国正凭借强大的金融实力与成熟而隐蔽的金融战略，不仅攫取了世界巨额财富，而且还使相关国家经济低迷、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正因为遭遇“金融败战”，才有日本低迷的10年、苏东倒退的10年、拉美失去的10年。
在军事、政治干预未见成效的情形下，美国以金融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迹象正日益明显。而中国缺乏足够实力与能力应对大的金融危机。金融业是国际经济争夺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美英曾以各种手法施压新兴市场金融开放，方便跨国垄断资本借机制造金融动荡，掠取东道国财富。目前中国金融开放速度加快，令诸多国际经济学家和机构惊愕，属于“入世”承诺的积极开放，不在承诺范围的也在“自主”加速开放。越来越多外资金融机构入境中国攻城略地，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到房地产与股票市场，金融稳定形势日趋严峻，金融风险迅速增加。
积极应对“大国责任”
西方大国的道德并不具有优势，因为“大国责任”标准是模糊的、多元的。
美国不但是大国，而且是超级大国。但在享受诸多特权的同时，却极力回避与推卸责任。如在《京都议定书》上出尔反尔，拒绝《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违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如今，美国等西方大国依照自己拟订的标准，要中国承担所谓“大国责任”。
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中国历来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积极主动承担的国际责任迅速增加。因此，“大国责任”的喧嚣实际是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诋毁。
“韬光养晦”仍应是我国基本的、长期的对外方针之一。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与官方外汇储备等方面成绩斐然，但人均国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韩国的10%。依据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国际贫困人口标准，目前中国还有1.3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西方国家如日本普遍藏汇于物(美日石油储备都超过200天)，藏汇于民(日美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
在中国外贸、引进外资的成绩背后，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成本以及劳动者健康的代价。因此，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今后长期面临的任务。中国要成为经济尤其是金融强国的路途仍相当遥远。有鉴于此，对外经济工作应加强协调，低调谨慎，约束“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张扬行为，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树立起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低姿态”的大国形象。
在积极主动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责任方面，要看到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调整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必须适应、利用现有的秩序与规则。实践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尊重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应当有信心、有能力，在尊重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依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积极主动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责任，以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我们的“软力量”(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等)，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所凝聚的“北京共识”就是“软力量”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与生态环境、增加国际援助等方面虽然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相去甚远。从长远来看，这些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要积极主动去做。加强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对话与合作，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全方位感受，澄清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在增进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中，应考虑到“赤道原则”和“资源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等国际规则。
尽管“大国责任”下有诸多玄机，但是如果我们能顺利接过橄榄枝，利用得当，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化危险为机遇，借助外在压力理顺国内经济关系，解决社会经济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与因素。
中国历来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如“入世”开放承诺)应认真履行。但是，对西方大国不断要求的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改革与开放措施，应当慎之又慎。拉美与东南亚等地的金融危机一再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全面对外开放)应在宏观经济与贸易自由化之后，必需金融监管部门的组织和功能显著加强，营造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如完善的法规与会计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发展对冲和管理风险的市场。否则，不仅效率提高缓慢，而且易于引发金融危机。(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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