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斌读报2月20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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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看今日头条。

    来看一张照片，照片里右边这位叫张雄伟，提起这个人可是大名鼎鼎。他原本就是从江苏启东农村来上海的打工仔，但是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经过21年奋斗，终于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他还是上海第一批农民工劳模。最近又当选上了人大代表，可是，《新华社》报道说，张雄伟虽然有了如此的地位，但却没法解决自己女儿的读书问题。原来按照有关规定，在上海高中是无法接纳农民工子女读书的。所以，张雄伟只好把初中毕业的女儿送回农村老家，而自己也只能和妻子两地分居。

    其实遇到同样问题的不止张雄伟一个人，《市场报》说，河南的黄先生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现在已经是个有房有车的小老板了，可就因为薄薄一纸城市户籍，自己的两个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读高中，于是黄先生每年铁定要回家过年，不为别的，想孩子啊！

    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认为：是《户籍之门，阻断农民工子女高中路》尽管现在各地都在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家的教育补贴是按照户籍发放的，比如一个安徽籍农民工的孩子在上海读书，但这个孩子的教育经费是下拨到安徽的。所以对于上海来说，就无法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资金。

    《人民日报》也问：《农民工子女高中的课桌在哪里》？上海的一个统计表明：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所以文章建议，城市高中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子女开放，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开放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让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能自由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要我说，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是想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可当城市不能给他们的孩子一条求学之路时，难道这些孩子只能重复自己父母的命运吗？

    下一个话题。

    《广州日报》说，全国首个限价房楼盘2月16日在广州上市销售，首批推出的843套开盘当日即售出近700套。相对目前广州每平米上万元的均价，6500元的价格相当诱人，怪不得销售状况火爆。广州限价房的申购标准有这么几条：广州户籍、晚婚、首次购房，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下。这一标准将大部分的工薪阶层纳入其中，目的就是缓解普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

    针对广州的举措，《大众日报》说，《期待限价房在全国“遍地开花”》，文章认为，让不同收入阶层能够享受住房价格的梯级供应，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平合理地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方法。限价房就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供应和消费体系。

    但是，这样的好事却有坚决反对！《南方日报》报道，广州一位企业家说，“广州搞限价房和单位自建房，都是两个败笔，我强烈反对！”他认为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该取消。他的“影响和谐论”立即引起关注。

    针对这位企业家的言论，《中国改革报》文章说：“限价房会影响社会和谐”是个伪命题，文章指出，这位老板本人就是房地产商，他之所以会这么讲，完全是因为政府搞限价房会影响房地产商的经济利益。

    《工人日报》评论说，认为限价房搞乱了房地产市场，显然是陷入了“市场万能”的陷阱。整个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因为有了限价房而走上不健康发展的道路，相反会起到一定的清除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作用。限价房绝不会影响和谐，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在为和谐“托底”

    《中国青年报》文章则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这位房地产开发商的话难免有“本位主义”之嫌；另一方面，限价房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国家对限价房的定位是“中等收入家庭”，但是中国人的收入不透明，而且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越是紧俏的商品，越是权势者追逐的对象。如果限价房也被染指，那就只是一个“画饼”而已了！

    要我说，限价房，限制了房子的价格，自然也就限制了某些人挣钱，所以有人反对也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再有不同的声音，有关部门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