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出口产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必将带动本国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快速上升,带动本国国民收入快速上升。相反,人为将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或采取浮动汇率,必将扰乱本国经济正常增长,消减本国劳动者工资或国民真实收入持续上升的权利 以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来遏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某些论者心中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2月18日出版的一份财经类杂志,内有两篇主张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的文章,观点极其鲜明。其一是“外忧内灾下的经济政策应对”(下称“政策”一文),其二是“当以升值抑通胀”(下称“升值”一文)。前者宣称“为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人民币汇率升值应当加快步伐”;后者认为“以抑制内需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望松动,人民币加速升值将可能成为抑制通胀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前者的理论依据乃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后者的分析逻辑则是基于固定汇率下、本国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皆有认真剖析之必要。
通胀的本质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事情当然要从通货膨胀说起。毫无疑问,通胀预期持续攀升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课题。然而,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起自2007年之通胀预期加剧,根源和本质究竟何在?比较一致的意见,似乎认为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源,乃是要素成本所推动。“政策”一文之分析基础,正是基于“要素成本推动之通货膨胀”。它说:“我们的实地考察和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要素成本推动型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趋势性上升,表明非贸易品价格涨幅将超过贸易品价格,因为前者是国内定价,直接受要素成本的影响,而后者是国际定价。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进入升值通道,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显现。政府需要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作出平衡和选择。”该文还说:“近期通货膨胀高企,主要是源于供应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粮价飙升推高粮食进口成本并传导至国内粮价。”
上述论断,混淆了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和通货膨胀,误解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基本内涵。
其一,要素价格上升本身不是通货膨胀,以汇率升值来遏制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自然是错的逻辑。
由于供给和需求力量的相对变化,导致某种商品或要素的价格相对其他商品或要素价格上涨,肯定不是通货膨胀。恰恰相反,此种相对价格之变动,正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基本特征。
其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揭示的,正是要素价格之相对变化。其最重要的结论是: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出口产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必将带动本国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快速上升,带动本国国民收入快速上升。相反,人为将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或采取浮动汇率,必将扰乱本国经济正常增长,消减本国劳动者工资或国民真实收入持续上升的权利。
某些学者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断言快速增长的国家(比如今日中国),货币必然要升值。此论点的片面和错误,约有二端:一是,各国生产力之差异主要体现为工资、物价、资产价格之差异,工资、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实质资产(如地产)之价格调节,比汇率调节要稳健得多。二是,汇率一旦浮动,成为主要受预期左右的资产价格,其调节生产力差异之功能则完全丧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之汇率调节生产力机制,原本是基于购买力平价关系的,此时汇率是被动变量,受生产力和相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一旦汇率浮动并转变为资产价格,它就是主动变量,反过来左右一般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
其三,名义汇率既然不能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导变量,那么,任意改变名义汇率或让本国货币汇率升值,经济上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呢?我多次指出:随意改变名义汇率或让名义汇率自由浮动,本质上是“人为”改变需求水平,它扰乱企业的正常决策和劳动者收入的正常增长。
以今日中国为例。假若维持美元和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世界需求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劳动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将主要表现为中国劳动力工资的迅速上升和其他要素价格的上扬。
真正威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不是真实经济要素价格的上涨,而是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准确衡量通货膨胀的危害,必须将资产价格暴涨纳入总体通货膨胀指标。
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真实经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多种多样,举其大者约有三端:一是,资产价格暴涨的正财富效应,它会增加人们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同时刺激投资者增加对价格急速暴涨的资产的投资和生产,房地产是显著例证。二是,价格暴涨的行业(譬如房地产)急速扩张,必然带动其他行业要素价格的上扬,从而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三是,所有资产尤其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适合证券化的资产,皆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购买力特性。它们价值的上涨本身,又可以反过来以抵押贷款等多种方式创造信贷(譬如个人和企业以价格上涨的房产为抵押获得更多贷款),从而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依据经典的货币数量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反映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
加速升值怎能遏制通货膨胀?
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度升值究竟怎样遏制通货膨胀呢?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他们以为汇率大幅度升值能够遏制通货膨胀,其背后机制无非如下三者:
其一,汇率升值提高出口价格、降低进口价格,放缓出口增长、加速进口增长,减少乃至消除贸易顺差,从而降低或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输入”或“流动性输入”。
其二,汇率升值通过压低进口价格,迫使国内商品相应降价或不能提价,自然有助于遏制通胀势头。
其三,汇率升值或持续升值,诱使投资者增加本币需求,有利于缓解预期通胀压力。
第一和第二个推论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贸易收支弹性方法”: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汇率升值降低出口、增加进口,削减贸易顺差。历史事实究竟支不支持此学说呢?答案是:完全不支持。过去数十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200%,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有增无减;德国亦如是;2005~2007年的中国,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接近10%,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增无减。道理其实很平常:长期而言,真实贸易格局的主要决定力量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是汇率,汇率大幅度调整即使短期内会略微改变贸易收支,长期而言对贸易收支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主要决定于各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因此,“以汇率升值遏制预期通胀”的头两个推论站不住脚。
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再次强调。首先,明确的固定汇率下,本国出口产业生产力迅速增长带来巨额贸易顺差,相应产生“货币输入”或“流动性输入”,反过来推动国内其他行业要素价格上升,乃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正常过程。其次,以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为掩护进入国内市场的投机热钱,必须与真实贸易顺差和FDI严格区分开来。它们才是资产价格泡沫的推动力量。
第三个推论看似非常有力,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面对汇率升值预期,投资者绝对不会持有本币单纯等待升值,它们预期国内资产价格上涨,会立刻将本币投入到国内资产市场,从而大幅度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资产价格预期上涨条件下,利率平价等式并不成立,升值预期不仅不能遏制预期通胀,反而通过资产价格的暴涨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预期。
所谓货币政策独立性
“升值”一文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所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该文宣称:“如果一国的货币钉住美元,那么该国就等于把其货币政策外包给美联储。”在论述了一系列中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之后,该文说:“以上讨论的诸多挑战皆源于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币与美元联系太紧密,从而使中国的货币政策过多地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解决的办法,就是松动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在实践中,就是要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
此处不打算细述围绕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诸多理论争议。我只想强调指出四点:第一,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并不能解决“升值”一文作者所列举的中国货币政策四大难题,反而会加剧中国货币政策之困境;第二,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皆可以证明:一旦本币出现持续升值预期,本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将完全失去效力;第三,汇率浮动恰好是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途径,最近30年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第四,继续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彻底打消人民币持续升值之预期、采取坚决措施防止投机热钱进入国内市场,中国货币政策反而可以赢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结论:停止人民币汇率升值、稳定汇率预期,乃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责编: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