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北京
1983年1月,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客座研究。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谈到那段日子,“我像刚入大学的学生一样,从经济学原理学起。”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后,这位从经济学原理学起的留学生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智囊之一。
在此后中国若干年的发展中,吴敬琏好比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中国改革的历史缩影。
――1990年7月5日,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会议结束后,流传出一个外号,叫“吴市场”。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计划派占主流,“吴市场”是个贬义。谁知世事变迁,这一称呼后来成为美誉。
――2001年1月14,股市论争。吴敬琏的访谈节目在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的次日,沪深股市双双大幅度下挫,有人认为是吴敬琏“一言毁市”,不过,他却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0年后,吴敬琏大力倡导法治,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了“吴法治”。
――2007年两会期间,吴敬琏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火车票价和拆迁补偿问题,后来被媒体归纳为“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拆迁补偿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
一言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吴敬琏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了权贵的代言人。
改革进入深水区,复杂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吴敬琏身在其中,深知其艰险。吴敬琏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文的部分内容来分析当下市场化改革的艰险性:
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有评论文章分析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而在当下,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也值得忧虑。
近些天,他则陷入一则流言当中: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8月29日下午发布澄清公告,然而至9月3日,网络上又传出“吴敬琏间谍门缘起龚方雄”的传言,龚方雄为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近日摩根大通披露了一份中国决策层正考虑的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导致股市大幅波动。
实际上,几个月前,就有人跟吴敬琏说过这个传言,但他并不愿意多谈此事。8月29日晚23点左右,吴敬琏在京郊参加一个论坛,期间和本刊记者谈及目前中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
货币政策不能松
人物周刊: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一项数千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您如何评价此政策。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困难时,政府也采取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者有何不同?
吴敬琏:它这个背景很不一样,1998年出现的是通货紧缩,物价下降。现在的难处是通胀压力很大。
我们这里讲的都是短期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两个半手段:一是货币;二是财政;再就是收入,如加工资,不加工资。政府能直接管的其实就是前面两个。这两个半政策通常是搭配使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一般靠货币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他就不大赞成用货币政策,那么他就可以货币政策是紧,财政政策是松。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像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的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起飞派”认为这些都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在次年的 “巴山轮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收缩信贷,压缩需求。西方学者的发言使“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编者注)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不管哪一派,凯恩斯主义也好,货币主义也好,都主张双紧政策。
人物周刊:您的观点呢?
吴敬琏:我看货币政策不能松,虽然呼声很高,因为通胀压力很大。我在广东讲过,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金融应该搞活,现在有些很明显的事情,小企业贷款,民间银行,都应当做。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
而现在是货币的源头不管,中间卡,动用了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一下把商业银行的钱收得太多,太多以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发生短缺。余永定说了好多了,说你这个外汇不提,最后肯定出大问题。
直接干预股市很不好
人物周刊:最近有报道说您主张政府救市,这与您一贯的观点似乎不同。
吴敬琏:这是个误读。市当然要救,问题是怎么救。先要知道它生什么病,我说就是政策市、寻租市,这是它的根本毛病,你要救就要治这个病,如果直接干预,那结果是很不好。这个直接干预不管是救市、托市还是打压,最后都是接近权力的人发大财,而小投资者就总是倒霉。
人物周刊:股市的长远前景呢?海外的热钱在股市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吴敬琏:这个因素太多。热钱是增加了,但是你自己这点钱就已经顶起了泡沫了。有些人不承认这个,说这叫结构型通胀,输入性通胀。也有大经济学家说这一套,所以说有些经济学家,简直是违反常识。
你说输入型通胀,如果现在票子、购买力根本不够,进口的东西,比如汽油涨了,它能够输入吗?这个通胀,输入不了。如果本来我就有1万亿的商品,我只有9千亿的购买力,其中又有1千亿的石油涨了一倍,又把这9千亿拉过去1千亿,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没有通胀?是不可能有通胀的。石油涨了,没有它过不去,别的东西就得跌啊,不跌就卖不掉了。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现在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就碰到这样了。它已经涨到5%了,说没有通货膨胀,涨到8%了,还说结构性的,没有通胀。
人物周刊: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吴敬琏:最大的隐患有些人不愿意听。人无远虑,近忧已经来了,你怎么办?
这是三年前四年前已经讲了,靠要素投入,靠出口导向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到了去年7月,CPI涨幅已经到了5%了,电视台还天天讲,没有过热,要防止偏快转向过热。讲这个话的同志跟我说,他痛苦得要死,天天说假话。
人物周刊:这些年,您一直在提倡法治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是无法自己运转的,特别是现代市场。它必须要有政治制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法治,所以讲法治。也有人说,吴敬琏往后退了,不主张政治改革了,他光主张法治。
我不是,我说法治、民主、宪政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不一定一下子全都做到,我觉得法治还是中间的一层,因为你讲法治必须在宪政基础上的,而且法治要坚持下去,有稳定的法治,背后一定是民主制度。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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