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的时代隐喻

　　“首富”的时代隐喻

　　最近10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6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

　　特约撰稿 东方愚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10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6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一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黠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10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10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10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10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应该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10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3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诚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4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有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的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两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黄光裕就算有通天本领，也难以将自己的人脉传承给自己的子女,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