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灾难成为我们的课堂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坚强的民族,也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民族;在一年以来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强忍悲痛的同胞们,已经让灾难变成了一个课堂,一个全民族进行集体学习的特殊课堂。见证了大自然如此规模的野蛮的人们,体验了亲人生命被无端夺走之荒谬的人们,应该更能读懂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丰富内涵,更能体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合乎人情,更能理解“以人为本”理念的顺乎天理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了。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震中往外50公里半径内那一瞬间的天崩地裂,祖国腹地1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那一时刻的房倒屋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那些日夜的神伤心碎,离现在居然有一年了,不,离现在居然还只有一年……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眼前清晰地出现了震灾半月之后上海社科院小礼堂中的那个情景: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同志,坐在轮椅上,噙着眼泪双手使劲把3万元现金塞进捐款箱。写这段文字前不久,我读到媒体上这样一则报道,说截至今年3月底,四川灾区已有900多名不幸失去儿女的育龄妇女,再次成功怀孕,有的已经生下了可爱的宝宝……
相对于一场夺去数万生命(单是四川的死难者就有68712人,另有17921人失踪)的特大灾害来说,一年的时间太短了,它远远不能冲淡幸存者们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它又很长,足以让我们学到原来或许一辈子也难以学到的东西。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坚强的民族,也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民族;在一年以来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强忍悲痛的同胞们,已经让灾难变成了一个课堂,一个全民族进行集体学习的特殊课堂。
灾难让我们知道,人是多么脆弱,但也可能变得多么坚强
灾难让我们知道,人是多么脆弱,但也可能变得多么坚强。单独的人类个体的脆弱,在反复无常、有时面目狰狞的自然力量面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但人类的天性,就在于它不能总处在天然状态;只要在社会的保护和养育之下,襁褓中一无所能的人类婴儿,就有可能成长为力擒猛兽的勇武猎手。地震肆虐以后,只有依靠亲人、朋友、邻居,尤其是集体和国家的力量,8.4万多名同胞的生命才能从废墟中被拯救出来,近150万被困群众才能被转移到安全地点,430万伤病员才能得到急需的药品、鲜血和治疗,近9000万灾区困难群众才能得到宝贵的食品、衣物和住所,受灾严重的3个省18个县市才能很快启动高标准的住房重建、校舍重建和整个地区的全面重建。
灾难又告诉我们,生活有时会多么荒谬,但也恰恰因此多么需要我们珍惜生命、创造意义。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思无欲、无情无志的大自然无论是施惠于人,还是肇祸于人,实际上都只是同一种自发力量恰好遇上了人类的不同需要。一位哲人曾说,在大自然巨大的破坏力量面前,人柔弱得像一根苇草,但这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一根知道什么力量会置他于死地的苇草。我想补充的是,人不仅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而且是一根有情趣、有情义的苇草,是一根会按照真善美的标准来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苇草。人既能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温情,也能用大自然的暴戾和野蛮,去培育和体现只有对人类来说才有可能的大仁和大爱、大智和大勇。从某种意义上说,借现代科学之力,人类在自然面前已经远不像百年、千年之前那么脆弱无助;在改造自然环境方面,人类已经并将继续取得重大成就。但即便如此,人类想要把大自然的野性完全消除,仍不大现实。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们无法寄希望于自然环境的,却完全可以寄希望于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同心协力、努力奋斗,把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得更加合乎人情和理性,更加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更加远离那种“冒充的共同体”,那种人与人之间你输我赢、人群与人群之间你死我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非此即彼的“虚假的共同体”。震后半小时,总书记就发出了抗震救灾的命令;震后两小时,总理就登上了飞往灾区的飞机;短短几天之内,近十万医务人员、十余万精锐之师、数十万救援队伍和志愿人士,就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灾区的绝望和希望,悲哀和感动,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文字、图像和声音,传向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见证了大自然如此规模的野蛮的人们,体验了亲人生命被无端夺走之荒谬的人们,应该更能读懂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丰富内涵,更能体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合乎人情,更能理解“以人为本”理念的顺乎天理。
直面平凡和神圣的辩证法、日常生活和终极关怀的辩证法
震灾整整7天之后的那一时刻,神州大地的各族民众同时肃立,向死难同胞默哀致敬。大灾之后的首个清明,灾区和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死难同胞长眠的墓地,登录祭奠死难同胞的网页,倾诉自己对死者的哀思,表达自己对幸存的感恩,也寄托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在这样的时刻,平时忙于俗务、无暇静思的人们,平时或许斤斤计较或许马马虎虎的人们,有了一个机会,直面自己生命的根本,以哲学家们所说的“终极认真的态度”来体验生命的价值。“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避免和克服精神空虚,不仅要通过求真、明善和审美等文化活动,而且要通过慎终追远、融“小我”于“大我”的精神活动。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祭奠死者、悼念先人可能是精神活动的最重要形式。正是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毛泽东同志在悼念张思德的时候建议,人死了,都要开个追悼会,希望用这样一种虽非宗教、但却神圣的仪式,来纪念死去的战友和乡亲,体会他们的期盼,承诺要实现他们的遗愿。“5·12”以后,我们都成了汶川人;“5·19”以后,我们才真正成长为中国人……
总之,在汶川大地震这个由瓦砾和血泪筑成的课堂里,我们不仅学到了脆弱和坚强的辩证法、荒谬和理性的辩证法,而且学到了平凡和神圣的辩证法、日常生活和终极关怀的辩证法;我们因此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理解自然和文化的关系,而且能更好地理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在提高饮食起居的富裕程度的同时,追求心灵深处的神圣境界。(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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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