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十大问题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5月7日再次召开。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作了题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十大问题”的主题演讲。杨伟民在演讲中表示，这十大问题是他对本轮中国经济为何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反思的结果，应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充分关注。

　　一、把握国情与遵循规律

　　杨伟民说，我们应该正确处理把握国情与遵循规律的关系，要在讲究重视国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规律，应该是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再去把握国情。

　　首先，把遵循规律放在首位，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来把握国情。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说是从国情出发，但是却丢掉了事物本身的规律，丢掉了科学。

　　其次，“小国情”要服从大国情。有些地方说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比重和经济规模还很小，所以就不存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这就是把自己本身的特殊小国情放在了国家大国情之上。大国情是我们的资源很少，生态环境很脆弱，不能够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下去。

　　二、加快发展与科学发展

　　杨伟民说，如果不顾发展的大趋势，不顾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强调加快发展，所有的具体目标、方针、政策都去围绕加快发展来展开的话，会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从这个主要矛盾出发，就必然要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增长不会自动解决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失业问题、三农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足，所以有人认为只要加快发展，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其实不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本。但是这些矛盾还是没有解决，甚至在恶化，这说明如果在这个增长过程中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是体制不顺，政策不协调，发展越快可能问题越大。

　　第三，经济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事业、也不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部。这个事业是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只是其中一部分，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就只是抓经济建设，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其他政治、文化等等各个领域的建设。

　　三、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

　　杨伟民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必须要保证8%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压力。但是，“如果反过来，在发展目标上做一些调整，在推动增长方式上做一些转变，在扩大内需上做一些调整，也许能比现在做得更好。”

　　第一，扩大就业可以作为首要目标。一般来讲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就业，但是从现实来看，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GDP有的年份增长很快，如2007年GDP增长13%，有的年份慢一些，如2008年GDP增长9%，但是增加就业的数量差不多，失业率也差不多。在现实工作当中，确实存在把增长作为主要的目标，而把就业作为次要目标，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业自然而然就增加了的问题。

　　第二，通过扩大就业来实现增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实质上是通过保增长来实现保就业。这样一种模式容易形成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但是如果通过扩大就业，也同样可以实现增长。因为按照收入法来分配GDP的话，只要一个人就业，必然要增加GDP，因为有了就业，就有收入，就会计入GDP，这还有助于形成消费主导型的模式。

　　第三，立足保就业实现促增长的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就业，而不是立足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也应该更多用于保就业，而不是更多地扩充生产力。

　　四、总体战略与整体功能

　　杨伟民说，区域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大体均衡。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如果占有40%左右的GDP，应该相应占有接近40%或者大体上差不多的人口。西部地区同样，如果GDP少，人也少，最后西部和东部人均GDP的差距就会缩小。

　　二是各个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差不多，那么我们所说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差不多实现了。为什么提出均等化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不均等，最应该均等的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和城市之间差很多，这些都是属于区域协调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人口与经济的规模应该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比如北京城市规划认为最大的承载量是1800万人口，就是根据北京最短缺的水资源来决定的，即使考虑到南水北调，北京最大的承载量也就是1800万人。

　　四是空间结构要高效清晰。这就要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明确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空间中，哪些区域应该优化或者重点推进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发，哪些区域应该限制或者禁止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发，配套实施相应的政策和管理措施。这还要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在政绩考核当中，不应在每个地区都考核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同样的指标。

　　五、重视“三农”与城市化

　　杨伟民说，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面临的课题。如果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应该实行既允许农民工进城就业，也允许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比较彻底的城市化政策。原因有四：

　　第一，可以促进消费。

　　第二，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可以减少耕地压力。我们要保护18亿亩的耕地，经过比较和分析发现，真正占地的不是城市建设，而是农村村庄建设，村庄建设当中最主要的是农村居民建房。

　　第四，可以使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解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问题，要从两方面入手，就是从供给上降低房价，从需求上培育新的消费群体。从供给上降低房价，控制和减少税费和地价。从需求上讲，可以逐步把农民工培育成为支撑城市住房市场的消费群体。

　　六、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

　　杨伟民说，我们国家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叫工业化，50年代初最早提出来，现在我们提出在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服务业比重却比较低。我们过去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现在是走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化道路，依然没有服务业应有的位置，而全球经济走向服务型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当前，应该认识到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服务型的时代，这是全球的大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新兴国家都是这样。

　　第二，在思想上不重视服务业，是太拘泥于过去经济学的定律。印度工业化水平大概只有27%到28%左右，人均GDP现在也只有82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照样快速发展，60%的GDP增长来源于服务业。中印两国模式的区别在于，中国是通过把国外的铁矿石运进来，加工冶炼，再卖给外国人。我们消耗的是电力，当然也消费一定的人力。印度的模式是通过互联网，他主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消耗的主要是人力资源。所以他的资源环境，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比我们要小得太多。

　　第三，要以四化为方向发展服务业。应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让更多的经济体进入。应该在产业结构上进行转变，变过于依赖工业实现增长为更多依赖服务业实现增长。

　　七、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

　　杨伟民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经济造成的影响，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广得多，深刻得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十年的工夫，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内外需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外需求的依存度提高了一倍。

　　所以，要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区。如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有几个相当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量的内需为主的经济区，就可以较好地抵御危机。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人口足够多，市场足够大，完全可能相当部分的产品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支撑。“中国必须要有外需为主导，体现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区，但同时也应该再培育几个内需主导的经济区。”他说。

　　八、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

　　杨伟民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国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从人口控制、生态建设、植树造林，还是资源保护、土地保护、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都没有从均衡的角度来考虑。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第一，要确立生态产品的理念。最主要的是从实际当中解决两个问题：生态地区发展权问题，和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问题。把某些地区定为生态地区，但是当地也要发展，这是基本权利。所以限制的是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发展。至于解决生态补偿的问题，这只能由政府代表其他享受产品的消费者进行。

　　第二，根据自然特点进行开发。一个国家自然状况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青藏高原，工业开发困难，但是它的生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由自然状况所决定的。按不同的自然状况，可以分为城市化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市化空间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业空间提供农产品，生态空间提供生态品。

　　第三，根据承载能力控制一个地区的开发程度。无论是城市化地区，还是农业地区，还是生态空间，都是稀缺的，都要控制开发强度。

　　九、推动增长与管理增长

　　“我们各级政府都是增长的推动者，政府也应该是推动增长的管理者。”杨伟民说。

　　管理首先是依法管理，其次要依据规划管理。他表示，我们现在的规划体系还不太适应这样的管理需要。

　　十、更新理念与积极行动

　　杨伟民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近年来我们提出意义非常重大，方向非常明确的新的战略，比如说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等。

　　他说，目前，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要抓紧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问题，不是按照目前的体制来健全。二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对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形成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改变内外需结构，改变投资和消费结构都非常重要。三是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另外，还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还要促进服务业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

　　杨伟民简介杨伟民，男，1956年11月10日出生。1974年到吉林省榆树县插队，1976年回城进入吉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其间，1983年、1986年分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理论。

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