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该相信克鲁格曼还是索罗斯？

　　克鲁格曼中国之行,说了一些看法,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比如:美国近年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美国人大把花钱,不是问题的症结,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特别是当大量资本已经流入中国境内,仍然实行这种紧盯政策。比较优势仅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大体出口什么东西,却并不决定出口的量。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和中国经济,各有千秋,谁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断。

　　这几天,最吸引眼球的财经新闻,应该是最新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关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演讲,并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激辩”。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上有开创性研究,笔者最感兴趣的也正是他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以及就此话题与中国学者的争论。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中,出口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表现之一,就是年复一年不断增加的外贸顺差。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渐次放缓,与出口的两位数下降,有着绝大关系。也算是幸运,我们终于意识到,过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巨额外汇储备,并非好事。

　　我们看到,一些专家,把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归咎于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人花钱的大手大脚（边际消费倾向过高）,不储蓄。而克鲁格曼却认为,美国近年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美国人大把花钱,不是问题的症结,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特别是当大量资本已经流入中国境内,仍然实行这种紧盯政策。

　　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依据,并非针对某个国家。至于美国人大手大脚,当然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原因。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其他国家拼命想把产品送到美国,也是原因之一。一个巴掌拍不响,出了事情,反求诸己,才是该有的态度。

　　克鲁格曼相对温和,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高调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他的看法,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如果汇率不是真正市场化的水平,处于均衡的位置,而是扭曲的,就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因为扭曲的汇率,向自己、向贸易伙伴,传递的是错误的消费和投资信号。

　　也许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此大的贸易顺差是经济内在的必然,还是有意为之？国内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为我们在制造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所以,出口多,进而顺差多是必然的。但是,对比较优势理论最有发言权的克鲁格曼却反驳说,比较优势仅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大体出口什么东西,却并不决定出口的量!此话似有醍醐灌顶之感。基于此,克氏委婉地说,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的国家,对世界输出这么多资源,是“不多见的”。我的理解是,尽管我们生产某些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但如果不赚钱,就没有必要出口。比较优势,不是说生产某种东西的直接成本比别人低,而是机会成本比别人低。我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便宜,机会成本也不高,但是,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如稀土资源）并不便宜,而环境恶化的代价就更大,综合计算,我们因为出口而放弃的价值,即机会成本已不再低,与贸易伙伴相比,差距在明显缩小。而赚钱的含义,是能够补偿所有的机会成本。

　　所以,除了比较优势,我们追求大量出口,以及外贸顺差,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追求GDP规模。净出口是GDP的一部分。现在出口增速急剧下滑,外部需求恶化,即使我们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手段,再怎么控制成本、降低价格,外国人还是不买。洋人不是嫌你东西贵,而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需要减少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增加GDP？很简单,让进口增加得更慢,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意识问题了。

　　大家都说要增加内需,这也确是解决外贸顺差过大积弊的良药,克氏也有此意。但是,增加内需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有根本性的调整。首先就要遏制追求经济规模的冲动。有人很喜欢说中国GDP已经世界第三,要不了多少年,就是第一。GDP统计中的水分,就是一些地方攀比的结果。这种情结,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消失,反而越加强化了。实际上,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方,都有些“沾沾自喜”。说得通俗点,无论是供给国内,还是全世界,我们的生产早就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如何让老百姓有钱买。

　　当前世界最关心的话题,是中国经济能否率先走出困境？与一边倒的意见不同,克氏似乎有些“看空”。他认为,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和中国经济,各有千秋,谁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断。这话的背后的意思,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体会出。确实,如果不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不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不消除就业中的制度性歧视,只靠“短期性的刺激”（克鲁格曼语）我们哪里能高枕无忧。有意思的是,在克氏说这些话的同时,有“投资大师”之称的索罗斯周一却表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趋势正在缓解,他预言,亚洲将最早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中国更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克鲁格曼讲话一向不怎么中听,不管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概不奉迎。经济形势如此严峻,至少我更愿意相信克鲁格曼的话,而不是索罗斯。我们需要克鲁格曼式的冷峻。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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