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适房困局调查：学者称制度设计先天不足

荔湾区的一处经济适用房开售。 记者高鹤涛摄

广州拉网式检查全市保障房入住情况。记者高鹤涛摄

金沙洲小区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集中点。 记者张强摄

　　经济适用房适用中等收入家庭，却不保障低收入人群；廉租房保障极端困难户，却不惠及一般困难户

　　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急需厘清各条边界，并进行格局调整

　　上周至今，经济适用房风波成为广州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据本埠媒体的连续报道，有经适房的业主开轿车带客看房，还有业主在社区内溜名狗……经济适用房里住着一批“假困难户”。

　　从现行的经适房和廉租房，到正在酝酿的“经租房”和住房货币补贴，政府在住房保障工作中开拓了多种政策工具。然而，乱花渐欲迷人眼，取各种政策之所长，构建一个科学且能合理覆盖相关人群的政策体系，却并非易事。在经济学界，经适房被普遍认定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建议叫停的呼声由来已久。

　　经适房到底怎么了？如今的困局，似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早已注定。

　　“你好，我是记者，请问你住在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我现在很忙，你去问别人吧。”本埠媒体的连续报道让金沙洲新社区的居民们“人人自危”，一见有记者，赶忙躲得远远的，记者的采访进展并不顺利。这些居民中有多少人是“假困难户”？——这是个问题。

　　年近不惑：经适房房主不敢生孩子

　　“没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敢要孩子。排了3年的队，好不容易住上了经适房，没想到却更不敢要孩子了。”

　　王芳(化名)踩着一对拖鞋，手里拎着一袋药，走进了金沙洲新社区的大门，她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去年12月份，她家搬到了这里，38岁的她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她曾为之兴奋不已，但兴奋劲很快就过去了，转而陷入了日复一日的无助的叹息。

　　王芳是一家酒店的服务员，月入1000多元。她的丈夫是个没有任何技术专长的体力劳动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偶尔能够得到一些给人打散工的机会。她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两口子平均月收入约为2000元。

　　这对年近不惑之年的夫妻受够了没房子的苦。在搬到金沙洲新社区之前，两口子一直租住在男方姐姐在老城区的一间旧宅里，面积约20平方米。她告诉记者：“我们之所以没要孩子，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寄人篱下，哪里敢要孩子？”

　　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妈？王芳也不例外，但她认为“居有定所了，才能要孩子，否则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2005年，王芳和丈夫开始关注经济适用房政策，他们高兴地得知自己符合申请条件，便办理了各种手续，开始排队等房。有房的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王芳开始幻想搬进新家、生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美妙场景。

　　等啊等，这一等就是3年，去年12月份，他们终于拿到了金沙洲新社区一套63平方米的两居室的钥匙。当时的两口子，对房子的感性渴望完全压倒了经济预算应有的理性。他们把旧家具一一搬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房子真大，结构真好”，王芳沉醉在圆梦的强烈幸福感中。

　　但这份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王芳是以3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入这套房的，总价22万余元。两口子掏出了全部家当——约5万元的存款，并向亲朋好友借了2万多元；其余房款，皆按揭贷款。“现在每个月需要还1000多元的债。”王芳叹息道。

　　可悲的是，王芳的“母亲梦”在搬进经适房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她对记者说：“你想想看，一个月2000元的收入，1000多元用来还债了，剩下1000元怎么养得起孩子？而且，一旦怀上了孩子，我就没工打了，这房子就得断供，孕期怎么熬得过去？就算把孩子生下来了，家里的老人都已经去世了，孩子谁来带？我带？那谁来供房？”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注定要缺少许多欢乐，但王芳说：“生活很现实，要乐趣还是要生活？”

　　王芳家几十米开外，是几栋廉租房。在令她窒息的还贷压力下，王芳对廉租房充满了向往。她说：“我这几天身体不好，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到市人民医院看病，花了不少钱，很心疼。即使不存一分钱，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能够用在吃穿上的钱也就1000元，看病之后这个月就不能吃肉了，生活质量比住到这里之前下降了很多。如果能住廉租房就好了，一平方米月租才1元，住进去之后政府也不会无缘无故赶你走，跟住在自己家没什么两样。可是我们条件够不到，那些住在廉租房里的人绝大部分的确比我们更困难，我知道有几户是残疾人。希望政府以后能多盖廉租房，把条件放宽，好让我们这些困难户也有资格租住。”

责编：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