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不能改变

　　据上海证券报：时值年末，各种盘点和展望正成为焦点。

　　精彩观点：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窗口（window opportunity）已经在逐渐关闭了。

　　●对于中国来说，讨论和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有着特别的好处和意义。

　　●货币的国际化事实上会带来很多风险，但我们在这方面看得比较少。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看不准，就会犹豫，一犹豫机会就稍纵即逝。但无论如何，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的投资效益不高，一些是以资源的浪费、未来增长潜力的消耗来换取发展的。

　　●明年货币供应还是会增加，但是增速不应该再这么快了，让货币增长速度大致等于或略高于通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和，这是比较合理的。资产泡沫必须坚决抑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应该继续保持，但是对财政资金的投向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依赖经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改善物价统计、确定通货膨胀目标、降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几件事。

　　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市场却对之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热度迅速降温。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做法原因何在？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V形”走势，但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效率如何，未来政策的退出路径怎样铺就？

　　本报近日专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社科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简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请他就中国的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话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窗口正在关闭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近期似乎热度有所降低？

　　前一段时间之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被热议，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对美国模式的信任大大下降，因此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

　　但是随着危机逐渐过去，全球经济趋于稳定，虽然美元还在下跌，但是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人们的危机意识也已经变得更加淡薄。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最近还在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被耽搁得太久了”，应该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窗口（window opportunity）已经在逐渐关闭了，除非再发生大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可能暂告平息。讨论也就更多得被留在了学术界。

　　按照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观点，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后布雷顿体系”）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不稳定，二是有通缩倾向，三是不平等。其中不平等是指为了应付投机资本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必须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要想获得外汇储备就要通过真实资源来和美国交换，而换回来的是美国的借据，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非常低。同时由于美元从2001年就开始了战略性贬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本金也面临着资本损失的危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用一种超主权货币取代国别货币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种看法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有数种（2-3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但这种观点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天然不稳定的。

　　改革对中国有多大意义？

　　除长远的、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的好处外，以用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为目标、以扩大SDR（特别提款权）为手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好处和意义。

　　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目前美国政府所实行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可能后果，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则可以通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外汇储备的安全。

　　例如，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SDR替代账户，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将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的美国国债转移到替代账户，由美元资产持有者变成SDR持有者。由于SDR是由多种货币按一定权重构成的货币篮子，当美元贬值时，SDR的美元价格也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将小于美元的贬值幅度。中国外汇储备所将承受的缩水风险自然也会有所下降。

　　除了中国，美国也是这种做法的受益国。由于不必担心美国国债会被抛售，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少了掣肘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可能不愿支持替代账户，因为它们将要承担一些本来不应该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但中美两国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办法来补偿这些成员国。总之，因该能够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使大家都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