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是怎样的? 确实存在五千年以上文明史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神徽

　　早期中国是怎样的？

　　前一段时间，首都博物馆推出了“早期中国”的展览，集中展现几十年来关于早期中国历史探索的成果，很有意义。

　　什么是早期中国？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我个人认为应该从祖国大地上最早出现国家组织算起，到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商代晚期之前为止。展览大致框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400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认为，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是我国的人文初祖。但据后人拟定的黄帝纪元，今年只是4707年。当然，这都只是一种传说和推想，不必深究。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中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讲起的。他说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禹是黄帝的第四代孙。禹被他的第四代孙舜所重用，舜则把帝位禅让给他的老祖宗禹。更有甚者，在《史记》的《三代世表》中，商纣王是黄帝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是黄帝的第十九代孙，按照世次算应该是商纣王的第十四世祖。可是他亲自率兵讨伐纣王，并且把商王朝给推翻了。

　　如此颠倒的历史是很荒唐的。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断有人对这种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到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彻底推倒两千多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推倒了旧有的古史体系，真正的中国古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顾颉刚曾经明确地指出，应该借重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史。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从事考古学研究。

　　在近代考古学开展以前，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被确认。之后各家竟相研究，成绩卓著。就此王国维先后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影响尤大。他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中的《殷本纪》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广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殷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研究后来成为引发对安阳殷墟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契机和出发点。所以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时候，虽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却仍然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同样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比郑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级遗址时，却可以从文化内容的分析认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从此又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考古学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轨，虽然是学术界很早就提出的课题，但直到这时才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早期中国历史的构建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的。

　　在远古中国的大地上，各大文化区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

　　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青铜时代，在它以前是新石器时代。过去以为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现在知道的情况远为复杂。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万年以前，之后经历早、中、晚、末四期，总共有八九千年。在晚期的后半和末期因为发现了一些小件铜器，故又可以称为铜石并用时期，其时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这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最初的国家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的高档手工业部门。从聚落和墓葬的等级分化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的分层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员开始被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筑起了防卫性的城墙，同时出现了用于战争的专门性武器，到处都有战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乱葬坑，这都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以及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等。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各个大文化区的主体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仰韶文化早期各个聚落的差别还不显著，到中期开始分化，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那里有仰韶文化中期最大的房子和最大的墓葬。随葬器物虽然不多但很特别，完全是为死者定做的。几乎每座墓都有玉钺，上面有明显的线切割和管钻的痕迹，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平。而钺乃是从石斧中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专门性武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战争。而领袖人物首先是握有最大权力的军事首领。仰韶文化中期对周围文化有强烈的影响，是否与军事扩张有关，值得研究。西坡遗址的规模并不很大，风格也比较朴素。同一时期在各地还有一些规模更大但规格似乎稍低的次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河南洛阳王湾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确实走上了分化的道路。到仰韶文化晚期则分化更加明显：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中心聚落中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所谓原始殿堂，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发现有殉人的现象，郑州西山则出现了最早的城堡。

　　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该遗址面积约80多万平方米，曾经发现有许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筑遗迹)和同时期最大的陶窑。墓葬从早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显著。大墓有棺有椁，随葬玉钺、象牙梳、鼍鼓(只剩下蒙鼓的鳄鱼皮鳞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还有数目不等的猪头。这在同一时期的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墓葬显然级别较低，最低等的墓葬仅有人骨，没有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社会的等级分化十分明显。这个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莲丹土村、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处。后四处在随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据说有的地方发现有城墙遗迹。相对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强调军事，而贵族垄断的高档手工业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更为明显。

　　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相当。早期的聚落同样没有明显的差异，到中晚期则为之一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中有“女神庙”、大小祭坛、广场(周边用石头砌筑的方形山台)和多处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中有彩绘壁画，有多个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残块。如果复原起来，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过真人一两倍！积石冢的规模极大，较早的为圆形，较晚的多为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约20米上下，用石头砌边，逐级收缩成三级台阶。最外边砌的石头内侧密密麻麻地摆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积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壮观。每个积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并随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时有若干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随葬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明确地展现在眼前。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积石冢的遗址还有多处，只是没有牛河梁那样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