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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半小时》记者要快乐起来也很简单 （(2003年01月15日 14时3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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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录——专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采访手记
王晓磊
这是我耗时最长的一个题目，为摄制《中国实录省——部长访谈：西藏篇》两次进藏，前后共计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等待。
拉萨的阳光的确与别处不同，它总使我感到我在别处，有人喜欢说这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有人说是洗涤灵魂的地方。我是无神论者，不信天堂，也不会洗魂。看着满街的古怪文字，听着陌生的语言，我想这个地方就是“别处”了。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高山反应的症状一一在我和搭档张明身上显现：头象被台钳夹着一样疼，我甚至都希望这个巨痛的头不是我的。我们躺在床上喘着长短不一的粗气，鼻孔里满是土腥味儿（其实房间里很干净），曲向东曾说这是心脏病的前兆。而且我根本无法入睡，氧气变得空前重要。在半昏迷状态中两天过去了。更要命的是，自治区主席列确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我们的采访。
两天后，头不太疼了，我们甚至可以下楼晒太阳。高地阳光简直就是眼前烧红的钢板，炽热得使我感到危险。我眯着眼看拉萨街头的人流，发现有两种人是那样的不同：一种象蚂蚁，一种象蝴蝶。当地在大街上挣钱的贩夫走卒蹬着三轮来来往往，他们的车上大多没有车铃，总是吹着尖锐的口哨快速穿越人群。而那些中外游客，或衣着光鲜，或蓬头垢面，在这停一停，到那看一看，象蝴蝶一样小资。他们看上去是多么快乐啊。阳光是有效的，头痛减轻了不少，但我的腰椎开始疼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再看张明也是眯着眼，一手扶头，一手扶腰。想想也正常，大活人象僵尸一样挺两天，谁的腰都会疼。我们不禁相视而笑：“哎呀，列确主席，您就从了吧”。
第三天，我们可以干点不需要体力的活了，到旅游局拜访，借回大量资料，没什么新意。
拉萨的路边买报纸不容易，只有在吃饭时才会有报贩子象卖走私手表一样，凑上来问你“要不要”。内地发行的报纸在拉萨价格翻了三倍，报贩解释说，这报纸和你们一样是坐飞机来的。我想一两天不学习也不会倒退太远，不买也罢。
倒是西藏台的同学和旅行社的小王拿了几张报纸来看我，上面都是过去被旅游局树立的典型。这多少是有用的。我选择了堆龙德庆县桑木村作为拍摄的重点。
到村口一下车，就有村民送来哈达和青稞酒。我在电视上见过这场面，努力回想细节，并偷眼观察别人，照猫画虎式的用中指蘸点酒弹出去，然后一饮而进。大家笑了：“王记者好酒量”。嘴里的酒还没咽下去，又有一碗端了过来。我说怎么就我特殊，他们为什么就只喝一杯？旅游局的老周说，人家的确是一杯，但都是喝三次，前两次只喝一小口，主人会再给你满上，最后的第三口再干了。你第一口就是一杯，后面的两口也得是一口一杯。我说：“怎么不早说”？
这个村子是一个拉萨市郊的民俗自然旅游村，游客在这可以和村民一起干农活、摘苹果、吃羊肉，同时欣赏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民族歌舞。这是典型的政府出政策、企业出资金出管理、乡村出资源出人力的商业模式。在这里我见到了86岁的老太太央金。她家去年的年收入不过3000元，而且大多是实物冲顶，现金收入只有300多元。现在，这个老太太算是旅游村的员工，每月都能有300多的钞票进账。她用藏语说，老得快死了，还能拿上工资。我的师妹-西藏台主持人旺珍（她是操幽雅的拉萨话的人）嫌老太太用词不美，在翻译时做了点加工，就成了后来电视上播出的那样：“我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可以拿到工资”。
以后也许老央金不记得我了，但我会永远记住她。他们虽然贫穷，但是却那么快乐。我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快乐呢？那天起我开始想这个问题。
旅游系统的同志说，发展西藏旅游目的就是要富农。类似的口号我听得多了，但站在桑木村，我想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话或官话。我亲眼看到了发生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身上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新房子和原来他们买不起的新佛龛。我甚至想将来火车通了，他们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或许他们的孩子还能到大城市读书。命运自此开始改变。
我用了三天时间拍摄了三个短片，主题分别是：旅游拉动当地经济、旅游加快农牧民脱贫步伐和坚持走可持续性开发的道路。这都是辅料，主菜是主席的访谈，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列确主席能接受采访。
国庆节到了，贡嘎的树叶愉快地红了。我们不得不黯然地回到北京继续等待好消息。
坏消息和好消息同时到来。坏消息是“列确主席没时间接受采访”，好消息是“一名副主席可以出面”。于是我作为先头小分队独自二进拉萨，这次目标明确，一定要彻底完成采访。
再次行驶在贡嘎的拉萨河边，满眼的红叶层次分明，而且高山反应已经远没有上次那么强烈。我的心飞了起来。快乐可以来自一个小小的突破。
当晚我就找到宣传部的帅哥张献群和电视台的美女旺珍、次珍（这时我看谁都很美）。献群答应我明天到自治区政府探消息，看看到底是谁来接受采访。
反馈的消息是，人选还没定。我想那就再等一等吧。于是在一切工作都告一段落，只要稍等几天的心态中，我在拉萨最甜美的日子开始了。每天上午到宣传部“点卯”问消息。然后去路边的小藏餐馆吃臧面。最优美的时间是下午，独自一人，买一份高价《参考消息》坐在音乐厨房酒吧或大昭寺的路边看上四、五遍。感觉就象在自己的客厅一样轻松，我甚至想这么好的地方，当初我怎么能认为这是“别处”呢？真是无忧无虑啊。
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快乐在迅速贬值。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周之后还没有消息。“眼看播出日期近来，主角却没露面”，我只有天天泡在宣传部，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也和大家说笑，但我笑起来心里很没底。
又过了一周，我的快乐已经变成了个负数。失眠、上火、牙龈肿痛。我的中农心理慢慢抬头了，开始想这样坚持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这时尼玛次仁象黑暗中的火柴突然擦亮，这位自治区副主席终于答应我，并请我于上午9：00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好消息不止这些，听说他为人豪爽，有着一流的口才。我似乎看到了一场关于旅游改变命运的访谈现场：机位、背景、灯光和观众。
尼玛主席的办公室阳光充足，我们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愉快的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一切都定了下来，完全按照我的大纲进行、地点选在布达拉宫广场。现在就等我方大部队到来，然后开机干活。
但是，新的麻烦又来了。第二天我找到西藏电视台的领导，商谈动用转播车和搭建外景场地的问题。然而他们提出……（此处删去若干字）还有什么能象这样令人懊恼和沮丧呢？（此处再删若干字）
拍摄那天，大昭寺天台上风很大。尼玛次仁和赵赫喝着酥油茶，谈笑风声。他们的轻松自如和细致准确出乎我的意料。我站在风中举着反光板飘摇不定，我想说：你看，一个《经济半小时》的记者要快乐起来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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