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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生”的鞭炮禁放令（(2003年02月11日 22时1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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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象更新。”这是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就已经流传的一副春联。从那个时候起，燃放烟花爆竹就已经成为春节辞旧迎新的特有习俗。出于安全、环保等因素的考虑，前几年很多城市都颁布了禁令，禁止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就连华人众多的美国纽约市，也在1996年发布了禁放令。发布禁令容易，可是要真正改变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风俗却很难，很多地方禁放几年，逢年过节也没能消除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于是，有的城市又选择了开禁，而有的城市恰恰相反，不仅坚持禁放，而且还加大了惩处力度。我们记者春节期间选择四个城市，展开了调查。
今年春节之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都再三严令，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并且还加大了惩处力度。北京规定，今年凡是违反规定燃花放炮，最高将被罚款500元人民币，广州更将私运烟花爆竹的罚款金额提高到2万元。各地的一纸禁令能禁住春节放鞭放炮这一传统习俗吗？我们记者的调查首先从除夕之夜的北京开始。
北京武汉：禁放区里爆竹声声
除夕夜，记者来到北京市的一个住宅小区。这个小区是北京市公安局划定的烟花爆竹禁放区。然而那时刻，记者却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从窗外传来响亮的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
离开住户之后，记者下楼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儿。结果发现，楼前楼后，随处可闻爆竹之声，天上地下，满眼都是硝烟弥漫。保安告诉记者，这个小区被划定为禁放区已有几年。记者注意到，就在保安值班室的门口，张贴一份《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和一份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节日期间，小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然而，就在这个小区里，记者随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在小区里的一段马路上，时不时有汽车从正在燃放的烟花爆竹之间穿过；这里是一块草坪，记者看到，烟花正在枯草中间燃烧；而这个地方是停车场，也成了烟花爆竹的燃放地。记者所到之处，高高矮矮的楼房都被火光和硝烟所笼罩，而小区里的不少住户扶老携幼倾家而出，或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尽情观赏。全然看不出这里是烟花爆竹禁放区。就在这个夜晚，北京市其它禁放区域，也都能听到爆竹燃放的声音。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禁放城市武汉，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在武汉市区看到，一到晚上，在一些居民区和马路边经常有人在燃放烟花爆竹。
其实，湖北省武汉市禁放烟花爆竹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目前武汉市的7个中心城区已经全面禁放，部分郊区也开始禁放。然而，禁放区里爆竹之声依然不绝于耳。武汉市民对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到底有何看法？记者采访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炸鞭有一种气氛。中国人过春节就是要热热闹闹、打锣敲鼓，放鞭炮。”
“我还是喜欢炸鞭，不过就是要注意一点安全。”
在被调查的武汉市民中，大部分人希望春节期间鞭炮解禁或者部分解禁。南京市在春节前公布了一份大型调查结果：有83％的市民希望取消禁放令，理由是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年节传统，更能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
每年春节，全国各地都有人被爆竹烟花炸伤、炸残，火灾火警也比平时增多。从环境保护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城市禁放鞭炮值得肯定。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们一方面要满足春节热闹喜庆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却又在禁放后找不到烟花爆竹的替代品。因此，这几年禁放令在很多城市，都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烟花爆竹市场：暗流涌动
北京市实行烟花爆竹禁放政策后，明令禁止在禁放区内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但一些属于禁放区的小区依然爆竹连连，那么，住户们燃放的烟花爆竹是从哪里购买的呢？
一位住户告知记者，他是在离小区不远处的一个集贸市场——太平庄购买到了爆竹的。而根据《北京市非禁放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集贸市场、节日售货大棚、展览展销会、庙会等群众聚集的场所，不准销售烟花爆竹，禁止走街串巷销售烟花爆竹。那么，在昌平区太平庄集贸市场，是什么人在销售烟花爆竹呢？
第二天，记者来到了这个市场。进入市场没多远，记者就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横幅。这里是太平庄市场上的供销社。一进店里，记者就看到里边有一排货架上全是烟花爆竹。售货员说，他们是经政府批准的一个烟花爆竹销售网点。
售货员：“我们是公安局批的，让卖。”
记者了解到，这家供销社的确持有有关部门颁发的允许销售烟花爆竹的证照，是销售烟花爆竹的正规渠道。店里的一位顾客说，这里的售价比远郊非禁放区要高出30％左右。她在跟售货员讲价时被拒绝。
“吉祥如意、欢乐今宵、五福临门能便宜吗？”
“便宜不了！” 售货员说，在北京市正规渠道只有供销社独家经营烟花爆竹，价高也不愁卖不出。然而，由于老百姓有购买低价烟花爆竹的需求，这就给了地下销售市场留下了空间。记者离开供销社走出30多米，就看到了一个卖年货的摊位上摆放了一些烟花爆竹。记者称爆竹品种太少不想买，于是摊贩把记者领到了屋里。
记者被带到了离摊位几十米远的一个小商店。一进商店，就看到柜台上摆满了烟花爆竹。鞭炮、二踢脚、闪光雷、礼花弹，无所不有。看到顾客进门，店主很快从里屋取出一包盘鞭。然而，记者接过盘鞭仔细一看，上边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生产厂家。
记者：“这个没有产地，会不会危险？”
店主：“什么危险？我们自己就放这个。”
记者表示，买这种三无产品不放心。对方立即说，有正路货。
摊贩：“像河北、河南的大礼红、天津的钢鞭，都是好的正路子货。不好，我给你反映马上退。”
店主称，他们的正路货与供销社同产地同品种，但便宜许多。他拿出一种手持小烟花做比较。这种烟花在对面的供销社一元钱买两支。
店主：“我们家这种货太多了。我们卖一元3根绝对不高。他们卖10000元的货，在我这里7000元就拿下。”
这样一算，这里的烟花爆竹要比街对面供销社便宜30％左右。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店主：“它有允许卖鞭炮的牌子。”
记者：“有牌子就贵？”
店主：“对！它可以随便卖。”
店主所说的“牌子”就是由公安和工商部门颁发允许经营烟花爆竹的许可证和经营执照。店主说，供销社有牌子，所以要价高；而他们没牌子，只能偷着卖，所以便宜，但依然有钱可赚。春节这几天就能赚好几千。记者随后调查了另外一些小摊贩。他们的情况大体一样，都是偷着卖，价格却比供销社便宜30％以上。与北京一样，禁放城市武汉，也形成了一个地下烟花爆竹市场，但另有自己的特点。
记者在武汉市区做了一番调查，主要街区没有发现商店卖鞭炮。但在一辆出租车上，司机告诉记者，他知道一个地方，随后将记者带到农科院附近一个叫壕沟的村子。
记者走进村里一家小店，店主迅速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水果箱放在了地上，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烟花爆竹。
“你这里是不是禁鞭区呢？”
“这个地方很夹生。你说禁呢，每年放（鞭）吼了；你说不禁呢，又不准摆（出来卖）。”
在随后几天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武汉市烟花爆竹地下市场从近郊成放射状形成了一个网络。距离市区10多公里远的石门峰是武汉市烟花爆竹的一个集散地。
记者来到一个店铺，指着其中一种烟花问到：“这是多少响的？”
店主：“1000。”
“有其它的吗？”
“有。”
据店主介绍，由于这里交通方便，不到半个小时就可到达繁华闹市区。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也发现，除了石门峰，在距离市区更远一些的郊县，如：江夏、黄皮、菜甸等地还有更多的烟花爆竹批发点。武汉市政府从1994年开始实行禁放政策以来，尽管每年都严厉打击烟花爆竹地下市场，但每到节日，烟花爆竹依然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市区。
烟花爆竹可以算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传统产业，每年我国向美国出口烟花一亿两千多万美元。仅湖南浏阳一地，以烟花爆竹制造为业的就有40万人。由于禁放令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社会需求，很多地区在禁放之后，烟花爆竹反而从公开市场转向了地下非法生产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城市从对烟花制品封堵严禁，转向了有限度的开放。
没有了鞭炮声的春节，似乎有些冷清。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一些城市在市民呼吁下，调整了当初的禁放令。成都和哈尔滨是两个局部解除禁放令的城市。成都规定在二环线以外可以燃放。而哈尔滨则规定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市区可放鞭放炮。今年春节，记者对这两个开禁的城市也做了调查。
从禁放到限放
和北京、武汉等地不同的是，哈尔滨、成都等一些城市，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这些年已经有所松动，在经过各地方人大表决通过之后，春节期间对于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政策，由原来的全面禁止，调整为指定地点、指定时间的限制燃放。
哈尔滨市民：“感觉不一样，那气氛也不一样。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的传统。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尤其是在北方，好像是一代一代遗留下来的。它好像是别的代替不了，应该是代替不了的。”
记者在成都、哈尔滨两个烟花爆竹限放城市了解到，春节期间，成都市规定，在远离市中心的三环路周边14个指定地点，市民可以限地燃放烟花爆竹；而哈尔滨市政府则严格划定时间，规定只有在农历腊月二十三零时到正月十五二十四点之间，燃放鞭炮才是合法的。
从禁放到限放政策的调整，满足了市民“过春节、放鞭炮”的愿望，那么限放新规定的效果如何呢？
在成都市区春节禁放烟花爆竹之前，天府广场曾经是除夕夜鞭炮声最响亮的地方。然而今年除夕，当记者来到这里时，却只见到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广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整个广场显得比较安静。市区内，传统灯会成了重头戏。在成都市区二环路以内，街上的店铺大都关着门，连行人都很少，既没有人放鞭炮，也没有人卖鞭炮。
而快到除夕夜里11点多，当记者赶到集中燃放点的时候，那里鞭炮声已经响成一片。
记者：“会不会觉得打个车到这里来放（鞭炮）不方便？”
市民：“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挺方便的。晚上顺便出来看一看，觉得挺好的，更热闹了。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分享一下过节的快乐。”
而在冰城哈尔滨，春节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在市区的街头仍然能够看到兴致勃勃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
市民：“过节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但是安全也应该注意。有些鞭炮确实太大，有点不适应。”
让市民担忧的是和这种喜庆气氛不协调的，春节放鞭炮，引发伤亡事故的发生。在哈尔滨限放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为了弄清限放烟花爆竹后，对于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效果如何，在2月8日假期结束的这一天，记者赶往哈尔滨市区主要医院，调查了解春节期间的收治情况。
李庆东（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 主任）：“应该说烟花爆竹伤人这个事件年年都有。今年从腊月二十三到现在，我们医院接诊了大概是十三四例。”
据李主任介绍，像他们这种以社区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医院，每年春节期间收治的情况基本相近。虽然1999年解除禁放规定当年，市民燃放过多而造成受伤人数稍多，但限放四年总体情况基本一致。
而在全市收治紧急病人比较集中的哈尔滨市急救中心，今年春节的收治数字，让负责人少了些忧虑。
李晓峰（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急救中心 主任）：“去年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由于燃放爆竹所导致的外伤统计总共39人。今年从三十到初七这七天的时间，我们共接治了由于燃放爆竹所导致的外伤19例。”
烟花变得越来越美，除了生命安全，市民也更加关心在欣赏美的同时，不要让自身的财产也化为灰烬。限时、限地的燃放，更有利于公安、消防部门的集中管理。记者在哈尔滨市人口较为密集城乡结合部，记者在康安路上采访时，遇见了正在值勤的干警。
李云（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康安派出所 指导员）：“康安地区一共有8700多户人民群众。大年三十到初七为止一共发生过5次火警，但是火灾现象、人员伤亡没有。”
近年来，先后有一些城市又重新允许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了，不过解禁的同时，很多地方都在烟花爆竹的燃放时间、地点或者销售渠道、销售品种上作出了严格限定，对违规销售、燃放的行为提高了处罚力度。这些防范措施能减轻燃放时的安全隐患吗？记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
给燃放加上“双保险”
记者采访了鞭炮销售业主：“都是日杂公司进的（货）吗？”
“是。”
“都是的吗？”
“不是日杂公司进的（货）敢卖吗？”
“ 你们天天都在查，还不被（没）收了呀？哪个敢卖？”
成都的商贩看到了销售烟花爆竹的利润，也感受到了政府管理的严厉。因为除了限时、限地，对燃放烟花爆竹执行严格的规定，哈尔滨、成都等从禁放转变为限放的城市，在春节鞭炮声响起以前，就对烟花爆竹等产品的生产、采购和销售实行了严格的监督控制。
张漾（ 哈尔滨市东莱派出所 所长）：“今年正式的审批点在我们管内有两家，允许销售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业户没有什么手续的可能是去年销售剩下的今年继续卖，我们发现以后都做了及时的取缔。”
根据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委1999年联合签发的《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管理的通知》的要求，烟花爆竹的销售，必须有统一的进货渠道。限放城市的烟花爆竹，都是由当地的公安部门及定点招标的公司企业，联合监制、定点销售的。销售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保证每年一发的“三证”齐全，即销售点的烟花爆竹临时销售许可证、烟花爆竹的临时销售人员证和产品的监督检验合格证。
记者来到哈尔滨日杂总公司门前，哈尔滨实行鞭炮烟花限放以来，这是哈尔滨市区惟一指定的销售烟花爆竹的企业。它不仅为哈尔滨的市民在春节期间提供了祥和愉快的气氛，同时也给市民的燃放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走进哈尔滨日杂总公司的产品陈列室，记者看到，占据展室近一半空间的是各种式样的烟花爆竹的样品。哈尔滨市从1999年开始实行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限时燃放的规定以来，每年市民合法采购的产品都出自这里。日杂总公司的毕研龙副总经理向记者介绍，按照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的规定，公司投放市场的烟花爆竹产品，由省公安厅定点招标，并且由公司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监制，注有防伪标识，确保安全。同时，为商户着想，减少春节过后的安全隐患。
毕研龙（ 哈尔滨市日用杂品总公司 副总经理）：“我们采取的是免费代存的这个办法。就是你社会上没有卖掉的商品全部送到我们库，我们免费代存。”
记者：“就是说这1200家商户剩下的，你们是免费代存？”
毕研龙：“对！代存。也就是换句话说，一个也不留在社会上。这样的话，主要是从安全角度出发，来年再销售的时候再从我们库里提出去。”
把住生产、进货渠道的同时，针对烟花爆竹消费，时间集中，零售网点分散的特点。实行鞭炮限放的城市保障安全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公安、工商、消防联合执法的力量、加大管理和打击的力度。
何建生（ 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把原来散居在社会上经过公安机关批准的（鞭炮）销售商也相对集中在这14个燃放点，集中销售、集中燃放。当然，销售区和燃放区是拉开了很大距离的。”
春节前成都市公安局共收缴了各种成品、半成品爆竹19419饼，烟花256件，礼花750个，取缔非法生产烟花窝点42个，刑事拘留3人、警告45人。
《经济半小时》记者：刘煜晨 李长松 殷莉 李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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