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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黑校”（(2003年02月19日 22时1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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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到了上学年龄能否跟当地孩子一样享受到义务教育，这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在北京市办理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有200多万，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地户口的。前天，是北京市中小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在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背上书包迎接新学期时，记者也来到他们位于都市边缘，没有美丽校园、宽敞教室的学校。
再困难，孩子也要上学
《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必须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在北京，处于这个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子女已将近20万人。尽管近几年北京出现了一些民工子弟学校，暂时缓解了民工子女上学的燃眉之急。但是，能像城里孩子那样上一所正规学校，仍是这些孩子的一个梦想。
华奥学校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规模较大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学校里的700多名学生，全部都是来京打工的民工子女。
在华奥学校六年级一班，来自河北农村的冉苗苗正在上语文课。三年前，刚上四年级的她随外出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当时父母也曾专门咨询过一些公办的学校，但经过一番比较，还是让女儿走进了民办学校的大门。虽然在这已经学习生活了三年，但苗苗至今还在期盼着有一天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在正规的公办学校里读书。“我想去公办学校读书。可是那边太贵了，家里供不起。”
冉苗苗的家在石景山区玉泉路附近简易的农民房里。母亲赵彩群今年32岁，1996年起与丈夫来北京打工，先后卖过菜、蹬过人力三轮车。尽管在外打工的生活非常艰苦，但赵彩群从来没有打消过供养苗苗读书的念头。她说：“我们一家人对苗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她以后读书能有个出路。”
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最近赵彩群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蹬三轮车的工作。目前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在附近一家电器商城打工挣到的每月不到1000元钱的工资。除去每月260元钱的房租和全家人的生活所需，余下的钱供两个孩子上一般的民办学校都非常吃力。不过她知道，苗苗一直希望能去正规的小学读书，每当说起这件事情，作母亲的总有几分内疚。
“她老是说特别想到那公办学校看看，哪怕去读一学期也好。她也特别羡慕人家的孩子上那些高档学校读书，经常跟我们提起。我知道那孩子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可就是没办法。”
赵彩群告诉记者，在民办小学上学，每学期的学费和书费是380元，而公办学校的收费要比这高出很多，除此之外，还需要交纳借读费、办理暂住证等等。对于有两个孩子同时上学的赵彩群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公办学校的收费究竟有多高，一个小学生每学期需要交纳哪些费用呢，记者在采访间隙也走访了北京市的几所公立小学。
在宣武区陶然亭小学的教育收费公示栏里，记者看到了由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学生入学规定性收费项目以及收费标准，但没有发现有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收费的条款，只标有“小学生借读费200元”。这里所说的“借读费”是否就是针对冉苗苗这样的外来民工子女呢？
校长郝心鹏告诉记者，借读生，就是户口不属于北京18个区县范围之内的非本市户口生。
那么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规定，这些公立小学的小学生每学期需要缴纳费用又是多少呢？
郝心鹏说：“有学杂费、书本费，牵涉到安全问题的小黄帽，以及活动费用。因为活动大部分孩子都参加。一般来说平均520元左右，或者平均为510元-530元。”
北京市育鸿学校校长王永勤则告诉我们：“一个学期大概需要五六百块钱。如果不是北京户口的借读生，就要再交200元钱的借读费。加起来要七八百块钱。”
但这样的学费冉苗苗家是出不起的，作为母亲的赵彩群也接受了这一现实，孩子现在就读的学校条件虽差，但她还是坚持让女儿每天都去上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赵彩群有一个心愿，这就是希望苗苗将来能考上大学，她说：“我特别希望她上大学，起码她上大学以后能改变这一家的命运。”
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对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来说，却并不容易。在公办学校上学，外来务工者子女每学期至少要交七、八百块钱，据我们记者了解，一些学校另外还要收取订餐费、报刊杂志费、学生活动费，这样一来就远远不止七、八百了。对于每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外来务工者来说，高昂的费用，在他们的孩子和学校之间设立了一道门槛。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现在全国流动人口每年大概有1.2亿多人，在这些流动人口大军的背后，有400多万流动的学龄儿童。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 “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出地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的人头经费按户籍划拨，这些外来工所在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经费，所以这些流动学龄儿童就学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目前，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在正常缴纳借读费后进入市属公立学校；进入收费较高的政府批准的私立学校；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由于外来务工者大多是低收入阶层，有些城市的公立学校也降低了借读费标准，如北京市，从去年9月开始，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借读费小学每学期由600元降到200元，初中每学期由1000元降到500元。但由于课间营养餐、校服、春游等一学期好几百元的费用，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者来说，也是难以负担的。经济上的原因成为这些流动学龄儿童不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的一个主要因素。
外来务工者子女入学难成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孩子的义务教育不能保证，他们将成为新文盲，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1998年下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管理办法》，除了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还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这个办法能给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带来一张宝贵的书桌吗？
所谓“黑校”
目前北京市的民工子弟学校有200所左右，据了解，目前这些民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都没有办学许可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属于是非法办学，一些人更称其为“黑校”。那么，这些学校办学条件究竟怎样？它们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定位和存在的价值的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创新希望小学，这是一家已经创办了五年，但至今仍没有拿到办学许可证的民工子弟学校。
来到学校，朗朗的读书声和其他的学校并没有差别，但破旧的桌椅以及教室中间的煤炉，让记者为这里的孩子捏着一把汗。尽管同在一片蓝天下，但校长李素琴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和公立学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李素琴：“当地的学校规模都挺好。跟咱们的一比，我们就是差了一节。如果本地学校能够把这些学生归纳进去，我也希望这个学校不存在。”
但李素琴坚持认为，不应该用公立学校的标准来衡量民工子弟学校是否合格。因为公立学校的土地由国家划给，收入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学费只是一小部分。相反，民工子弟学校的所有收入都要靠学费，而且它们的学费标准还普遍低于公立学校，经济条件决定了它们只能因陋就简。“租人家房子要钱，而咱们资金又不怎么富裕，所以就困难了。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收费低，钱上不去。但是收费高，总不能不让小孩上学吧。”
目前创新希望小学共有400名学生，每人每学期的学费是240元，一年两个学期，所收学费是19万2千元。但学校每年为校舍支付租金5万元，16位教师每人每月工资500元，一年支出9万6千元，教师伙食费每年6千元，水电费每年6千元，剩下的3万多元既要应付学生活动的场地费、校车费，还要购置教学设备和维修房屋，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在学校的教师食堂，记者了解到，包括李素琴在内的11名教职工每天都在食堂吃饭，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是500元，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块5毛钱。
食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怎么吃肉，就拿素油炒。”
在许多学生看来，不爱吃肉的李校长和她的同事们是一群宽厚和善良的人。每学期的学费，有就交，没有就欠着，一些学生甚至从一年级欠到了六年级。
李素琴说，她尽量让孩子们学好了，少交些钱。能开这个学校就尽量开。“这儿老师多教一个顶多辛苦点儿。作为一个老师多干一点儿也累不坏。”
省吃俭用再加上勤劳苦干，李素琴改变了许多孩子的命运，但她始终无法改变学校的命运。比如给教室安暖气仅需要三、五万块钱，这笔钱李素琴筹划了好几年，但一直拿不出来。“为什么公立学校就能办得好，是因为国家投资啊，它能大把花钱需要什么买什么。条件好、有钱我也舍得往这上面投，可是现在就是没有啊。”
不改善设施，就拿不到办学许可证；但一个前景不明的学校，根本无法找到资金来源。这个怪圈常常让李素琴感到疑惑，学校为那么多孩子做了事情，但为什么没有人为学校做一些事情？据她了解，今年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将参照公立学校的标准对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清理，没有达标的将予以取缔。也许下一个学期，李素琴再也不能像这样带着孩子们升旗了。“我们苦于别人不理解。实际上正是有我们这些学校的存在，这个社会才不乱。有的小孩都跟着妈妈捡破烂，是不是才有点乱呢？”
面对这种无奈，李素琴潸然泪下，她不知道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能否在公立学校找到属于自己的课桌。但她和她和学校还会继续努力，就像黑板上写着的这篇作文——“让自己是最好的”。
虽然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工子弟学校收费比较低廉，平均只有公立学校的一半左右。但这些学校又普遍存在着办学条件简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管理不善以及安全卫生隐患严重等问题。那么，这些学校是怎么出现的呢？
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初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缴纳不起高额的赞助费和借读费，但又不能荒废子女教育的一种无奈的尝试。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些学校数量不断增长，规模逐渐扩大，以厦门市为例，目前共有44所民办小学，招收了22000多个外来人口子女，占就读的外来人口子女总数的56.5%，其他43.5%则在公立学校借读。在武汉，有60%的外来务工子女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校学生约有6万人。在很多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成为解决外来务工子女上学的主要渠道和方法。
随着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各地也明确规定了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应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又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赢利为目的。”这使得这些由私人举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缺乏办学积极性，因此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只求量的增长，不求质的提高，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办学，并明确规定了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法律的实行会不会给民工子弟学校带来一个新的开始？这些民工子弟学校，能不能取得合法身份？
民工子弟学校，不管难，管也难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很多民工子弟学校中，老师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生戴着非法求学的帽子。眼下正逢学生开学的日子，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又面临着办学与入学的难题，这个难题也同样摆到了北京市教育管理部门的桌上。
作为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之一，北京市石景山区教委副主任田利跃已经和民工子弟学校打了近8年的交道了，在教委工作了十几年，他一直关注着这些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田利跃表示，民工子弟学校离北京市的办学标准，无论是硬件要求还是软件要求差距都非常大。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它又没有经过教育部门认定属于非法办学。而按照《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的要求，非法办学是应该取缔的。
尽管《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社会力量办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田利跃首先谈到的还是民办小学目前不明确的身份。区教委之所以不给石景山15所民办小学发放许可证，田利跃的理由是他办公室的这本1988年出台的《北京市小学办学条件标准》。文件规定，办一所学校，是有严格的量化细则标准的。
他说：“从办学标准上讲，学校在教育设施上比如教室，应该有一个54平方米以上的标准教室，教室里边的教学设备包括课桌椅按现在标准应该是那种升降式的这种课桌椅，而采光是不少于11个灯管的采光度。”
田主任告诉记者，在今年，这本15年前的老标准将被淘汰。但即使是旧标准，对于民工子弟学校来说，也还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记者来到了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这所华奥学校已经搬进了楼房，在石景山区民工子弟学校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但在这幢租来的楼房里，记者发现很多教室的玻璃都用纸板代替着，教学仪器、音乐、美术和医疗设施在这里也没有见到。学校没有操场，在楼前的空地上，记者只在靠墙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副双杠。眼前的情景，可能是孩子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另一种方式。
目前在石景山区，像华奥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共有15家左右，从第一家出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8年，7、8年间，尽管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达到办学的标准，应该被依法取缔，但是田主任告诉我们，几年来他们做得更多的，只是对辖区内的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疏导与培训工作。希望他们能审批成为正式的民办学校，是田主任和石景山区教委其他同志真实的心愿。但区教委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却一直都很矛盾。“我觉得从依法角度讲，没什么为难的。他们是非法办学，这点我觉得很明确，但是教育太特殊了，孩子们要接受教育。这些民工子弟想学习的愿望是没有错。”
目前石景山区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有8000多人，如果依法取缔这些学校，8000多孩子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区教委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事实。
矛盾虽然存在，但石景山区教委这几年来也在通过公立学校来解决民工子弟读书的问题。这些正在读书的孩子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现在正在玉泉路小学——石景山区的一家公立学校里接受教育。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挂牌允许招收外来人员子女到公立学校入学。目前玉泉路小学有600多名学生，这其中，有近500名是来京民工的子女。整个石景山区开放的公立学校共有四所，接收的学生达到了5000多人。
但是田主任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矛盾其实更大。公立学校收取的借读费，远远不能支付学校对学生的正常投入，现在每个孩子的教育资金缺口在300元左右。2002年，石景山区教委为了让公立学校接收5000多名民工子弟，对公立学校补贴了150多万元，而这笔钱并不在区财政的计划开支之列，至今这笔钱还在区财政账上挂着。如果把其余的8000多名学生也安排到公立学校中就读，巨大的开支田主任不敢想象。这笔教育经费教委是出不起的。
谈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田主任经常会有左右为难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资金与情感的矛盾。今年的9月1日对这些民工子弟学校来说，是决定他们去留的最后期限。那么，这些民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办下去？怎样才能根本解决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记者联系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赵学勤。
连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赵学勤
记者：“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流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赵学勤：“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以进入公立中小学为主。另外，要采取多种入学形式。绝大部分学生希望到公立学校学习。公立学校的门槛之所以还没降下来。我觉得，除了财力不足外，还有个认识上的原因。邓小平早就提出，我们宁可牺牲一些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在教育上增加投入。但现在各级政府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是有偏差的。这就使得在教育上的投入打了一些折扣。实际上，我们将来在这方面可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记者：“一方面民工子弟学校非常受欢迎，但另一方面它们中绝大多数还达不到公立学校的标准，也得不到政府的认可，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尴尬的处境呢？又应该怎么样来解决？”
赵学勤： “一些政府部门包括教育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学校的作用认识得不是很清楚，总希望把这些学校都清除了，让流动人口子女都到正规学校去享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却是很难实现的理想。所以， 核心问题在于给民工子弟学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事实上，这些学校已经为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部门除了要给它们一个合法的身份以便加强管理外，对某些办得比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还可以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记者：“你认为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哪些条文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呢？”
赵学勤：“《民办教育促进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允许民办学校在办教育的过程中有一些合理的赢利。那么这跟原来相比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许多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将在城市里成长，度过他们的童年。知识改变命运，学校是他们最大的希望。新学期伊始，这些孩子就学的现状仍旧难以令人乐观，他们眼睛里的苦涩、困惑和渴望都无法让人漠然以对。
民工子弟学校最后能否合法存在下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能意识到的，可能是明天能不能继续有一张书桌的问题，明天能不能继续上一堂体育课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明白，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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