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说两会（四）：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10日 23:07

　　主持人：我们今天继续和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先生一起来说一说两会热点问题。姚先生两会到今天已经举行8天了，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老姚说两会节目，陆陆续续和观众朋友们聊一聊GDP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业问题今天咱们聊聊什么？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大段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我们也来看一下。

　　一：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水，每年使农民减负48亿元，农业税率降低使农民减负70亿元。

　　二：中央财政将拿出396亿元用于农村税费转移支付。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

　　主持人：今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要比去年多增加300亿元左右，通过这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人们应当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信心了。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到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届政府对于解决三农问题，迅速地提高农民收入的信心和决心，现在人们讨论的一点就是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有没有什么良方呢？我们的记者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也采访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明祖先生。

　　记者：我们注意到总理一万五千多字的报告里面，涉及三农的字眼有94个，那么在中央安排的资金安排的11个项目，实际上涉及三农的有七个。您觉得就今年来讲，我们“三农”问题最最需要迫切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明祖：中央发的一号文件“三农”的问题的核心还是一个农民增收问题。因为农民不增收，三农问题都不能解决，如果说从农村根源上来讲，三农这个问题产生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也应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解决它的问题，因为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经济要发展，因为国家要补贴农业，如果经济不发展国家没有财力去补贴，首先要发展经济。第二个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农民的素质不提出，三农问题也解决不了。

　　记者：有人说减少农民的数量是最大的减低农民负担，你怎么看这个，如果需要减少的话通过什么途径来做？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明祖：这个减少农民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国农民或者中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民的收入要增加，只能走降低农民这条道路，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是走这条道路。世界上没有像中国这样现在来说70％的人口搞农业。大概是这样的国家很少，特别是发达国家，搞农业的人口就更少了。所以中国要想使农民富起来，只能走农业产业化，农业相对的企业经营。这样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为农产业上去，也就是十六大提出的要搞城镇化，要搞工业化，只能走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主持人：刚才刘明祖主任委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要想让农民增收，大概有两条途径，第一个是减负，第二个是投入。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减负问题，在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仅这一项就可以使我们农民减负48亿元，还有一条就是，农业税率降低可以使农民减负70亿元，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18亿元。那么姚先生，我们农民现在每年究竟要缴多少税？

　　姚景源：这个问题比较完整的表述，应当说是现在农民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因为我们的农民在税费改革之前，他不仅是要交税，比如说农业税、特产税，他还有相当数量的费，比如说乡村两级的提留统筹，还有我们乡政府的一些运行的费用，本来是财政支出，但是他也是摊派到农民身上。当然还有个别地区、个别的干部，他们也是变相地向农民进行摊派，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农民在税费改革之前这种费的负担是相当重的，所以中央决定对农村实施税费改革，我们去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开始铺开，取消了各种费，农业税目前的税率是8.4％。

　　主持人：按照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农业税现在是8.4％，以后每年都要减一个百分点，五年之后彻底取消农业税，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喜讯。不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取消农业税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对于农民今后的未来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姚景源：一方面直接取消农业税之后，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就是农民今后取消农业税。今年的总理的报告当中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是要取消农业特产税，第二个农业税要降低一个百分点，第三，我们要在五年之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样看，农民的负担就会大大地减轻，一直到5年之内，会全部取消所有的负担。减负本身也是增收，减负也是增收，所以减负又构成了农民的增收，这是第一。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它还不是单纯的减负、增收。

　　主持人：单纯的说，通过减税农民多收入多少钱？

　　姚景源：更重要的它消除了我们城乡在税收上面的两元制度，它消除了在两元制度下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税收制度环境。

　　主持人：税收的制度环境。

　　姚景源：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将会使我们农村、农业和农民他们在市场经济当中会更加充满活力。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看到减税、免税可以使农民直接收入多少钱，无税一身轻，又可以使得农民在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姚景源：更充分的发展。

　　主持人：让农民的口袋尽快鼓起来，除了要靠减轻负担之外，增加投入，增强农民的积极性也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阐述2004年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到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这会对农民增收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请您给我们算一算，这100亿元平均到每一个种粮农民的手里是多少钱呢？对他们的增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姚景源：我想这一项政策最重要的意义，也不是在于究竟分到农民身上会有多少钱。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对农民种粮的补贴方式，由过去的间接补贴转为直接补贴。

　　主持人：间接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也就是不通过中间环节来补贴农民了，直接给每一户农民手里。

　　姚景源：我们过去一直对粮食是有补贴的，只不过我们过去的补贴是一种间接补贴，也就是说我们把补贴放到了粮食的流通环节，补贴给了粮食流通企业，这种做法实践之后，我们会看到是两头不满意。一方面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政府花了很多钱。另外一方面农民不满意，政府花了很多钱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所以现在是要把这种补贴方式改变过来，直接的不经过中间环节补贴给农民，我想这一点对于调动农民中粮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或者说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主持人：确实是，简单地看仅仅是补贴了多少金钱，实际上深层的意思却是补贴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姚景源：对，这种机制、这种方式发生了变化。

　　主持人：机制发生变化，特别是方式发生变化，就使得政府的补贴更直接了效果更明显了。不过我们知道要想使得广大的农民收入迅速地稳定地增加的话，仅仅靠政府的免税、补贴似乎还不能做到使农民的收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增长，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和渠道呢？

　　姚景源：农民增收的问题是我们长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今年经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核心要务还是要放到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上面，一号文件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文件。我们通过落实一号文件，我们就会使今年农民增收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从深层次上看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想我们目前的农村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你想两头都是千万，千万和千万对接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也会分析到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是我们人为能改变的，而且市场经济的活力就在于千变万化。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研究千家万户小生产这个问题。

　　主持人：千家万户小生产像一条条小船，如何在汪洋大海之中，在市场经济中间组成一个大舰队可能就好一点。

　　姚景源：就是说要组织起来，所以我说过去毛泽东主席讲对农民来说就是要组织起来，我想今天还是一个组织起来。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我们用计划经济，用人民公社的办法组织起来，现在我们要研究如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我觉得可以较好地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接。

　　主持人：要想使得我们现在一家一户，这样小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可能也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很多的实际工作者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就是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关于这个理论和实践，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不但在实行中间，可是特别是在农产品，比如说深加工、产业化、集约化规模方面，我们注意到实践经验考验我们，实际上它很难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很多的这种规模化、集约化都是区域性非常强，在本省、本市、本乡、本图能够做到，跨区域或者跨所有制形式的、跨组织形式就很难能够做起来，这一点我们再放到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而言，似乎差距非常大。

　　姚景源：我们讲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强调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它是社会化。目前由于我们现在千家万户小生产的状态阻碍了社会化，影响了社会化的发展。社会化是来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和集约的基础之上，你只有有了分工才有规模，从而才能够提高组织化程度。我看过澳洲的一户小麦的种植户，他种了很多土地了，比我们的农民要种得多得多了，但只有三口人。他在春天播种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就有专门的种子公司为他送种子。需要播种的话，他还是打一个电话就有专业的播种的队伍去做。他需要除草，打一个电话可能会有飞机来撒除草剂，收购也是这样。他这种分工专业化，生产已经是社会化，显然他的劳动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所以我是说我们农业的问题，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因为任何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很重要的是要有分工、要有规模、要有集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社会化和市场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是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能够使我们的农业在市场化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让市场的力量能够成为推动和解决我们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力量。

　　主持人：其实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在会场上也发现了这样一位代表，他对三农问题从加强金融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朱玉辰是一位来自辽宁省的人大代表，这次他一共带来4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完善，来促进农民增收的。

　　人大代表朱玉辰：以往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现货市场，现货市场对农民的指导的信号是过了时的信号。只有期货市场可以看到未来价格的变化，那么用未来的价格，指导他生产，那么就是他能完全避免这种盲目性。那么有了未来价格，再通过订单加期货这种方式，就实现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用于农业生产，就是先订货后生产。这样市场出来以后，不会出现供不应求，不会出现供过于求，对产销双方都是个稳定。

　　他说今后中国的粮食价格将逐步与世界接轨，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需要一套相应的办法解决，价格保险就是要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除此之外，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自然风险就需要通过农业保险来防范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就在两会召开前夕，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的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批准，开始筹建。

　　主持人：朱玉辰代表提出这个建议确实值得我们研究，也是非常好的建议，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这样的现代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来服务农产品生产。可是就像您刚才分析的，我们现在农户形式是什么呢？是一家一户的手工业组织形式，要想让整天忙碌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去了解期货市场的变化，去掌握农业保险的知识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也很难。

　　姚景源：那么我们现在是农业的风险大于工业风险，工业生产只有一个风险就是市场风险。但是农业是两个风险，一是市场风险，二是还有自然风险，所以对农业的风险如何能够让它得到规避、让农业的风险能够得到转移，应当说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显然让农民承担这样两大风险，是我们目前的农民不可能承担得了的，所以要帮助他们，要想办法。第二个方面，我是赞成是把一些现代的金融手段，各种现代的手段引到农业领域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期货，现在美国芝加哥的谷物期货市场对于整个美国的农业是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的，而且不仅是对美国农业，现在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对世界的农业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像期货这种现代的金融手段，包括其他一些市场的手段，都应当在我们农业这个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里面去实验、我们要鼓励这些手段进到我们的农业领域，从而让我们解决三农问题能够有更好的成就。

　　主持人：可能通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能够进入到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中间，可能也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的水平。

　　姚景源：就是我刚才讲了也有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很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属于由农业来帮助工业生产，我们是用剪刀差。这样使工业得到迅速地发展，现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到今天，应当说是我们完全具备以工业和城市反补农业。

　　姚景源：那么城市对农业的支持对三农问题的贡献，很重要的包括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这些能够流动的元素。但是我觉得要流动的话，很重要的是通过一种市场化的办法，使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能够流到农业领域，从而使我们的农业问题得到更快解决。

　　主持人：要想通过促进人才、技术特别是资金往农业生产领域流动的话，可能很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引进一些现代的一些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引进现代的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间，可能要想与我们田间地头的农业生产直接挂起钩，还需要我们中间层多支持,或者扶持建立一些直接为农户服务的、同时又通晓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手段的一些社会组织形式。

　　姚景源：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大家都要高度地来关注和支持三农问题。因为温总理也讲过，现在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整个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它不仅是农民自身生活水平能否提高的问题，它是我们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能不能够正常循环的问题，是我们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能不能够得到根本性贯彻的问题。如果说三农问题得不到尽快地解决，农民增收长时间的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现在这种增长速度最终是要掉下来的。所以说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从我们新的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应当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要把它看做是重中之重，大家共同去关注它。

　　主持人：我想对于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来说，还是需要鼓励大家，政府能给他们一定政策的支持、税收的补贴等等，包括转移支付，帮助他拓宽思路，使得他们能够在田间地头传统的工业生产中间发挥创造性，多想一些自我发展的新办法。

　　姚景源：当然我觉得三农问题最终的解决一方面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的领导，靠我们一系列的强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