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报告的灵魂：科学的发展观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5日 23:09

　　温家宝总理今天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报告还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7％左右，这个数字比去年9.1％的增长速度低了两个多百分点。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本届政府非常突出的施政理念。芮成钢今天就此分别连线采访了国内外的权威经济学家。

　　

　　主持人：项先生，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1万7千字左右。您能不能首先用最简单的语言帮我们概括一下，在这个报告中有没有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或者是“灵魂”呢？

　　项怀诚：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领会。我觉得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主线”或者说“灵魂”就是：这个报告自始至终贯彻了中央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去年的工作，第二部分讲今年的工作，第三部分讲政府的自身建设。我觉得它的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个部分的几个题目就是和“科学的发展观”紧密结合的——它讲到了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讲到了统筹企业发展问题，讲到了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讲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讲到了国内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问题，也讲到了改革要“以人为本”、改善人民生活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因为“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一个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如果用更简单的语言，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够明白“科学的发展观”的含义，您觉得应该怎么解释呢？

　　项怀诚：我觉得就是要健康地发展，不是短期的发展，要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没有经济做基础，社会的发展何来资金、何来物质条件。所以只有不断地解放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你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创造比较好的基础。我觉得温家宝同志讲话里贯穿始终的第一点就是发展。

　　主持人：这个“科学的发展观”是不是对我们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有着特殊的意义？

　　项怀诚：当然，所以他在这里讲了几个方面的发展。领会他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追求一个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要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这样一个基础上。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经常说的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速度的增长，而是要走一条科技含量更高，经济效益更好，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少的道路。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很快的速度，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大起大落，出现过大上大下，那么我们现在强调的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求我们今后避免这样的情况、避免出现这样的损失。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看，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哪些矛盾和问题呢？

　　项怀诚：按我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一部分行业、一部分地区出现了盲目投资的现象；第二个，就是现在整个的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还比较严重；第三个就是能源、原材料的消耗过大，比如1万美元的GDP我们花的能源大概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1倍、欧洲这些国家的5到7倍。所以我们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代价是比较大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没有被计算在内。所以我听说，我们统计部门正在研究被叫做“绿色GDP”的统计方法，可能在将来，这种“绿色GDP”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主持人：您觉得在去年这一年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当中，哪些事件是最让大家意识到应该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的？

　　项怀诚：很多事情都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教育，比如：我们现在进口原材料的品种和数量是非常大的，比如铝和铜，现在我们的进口在全球市场整个供应量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非常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已经被统统拉起来了；又比如说我们的交通，现在我们的交通堵塞得非常严重，已经不能非常畅通地运输。经济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有多长，也就是那个缺口在哪里。

　　主持人：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2003年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抗击非典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您觉得抗击非典的过程是不是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呢？

　　项怀诚：对，抗击非典对我们最大的教育就是经济和社会要平衡发展，不能一条腿硬，一条腿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在我们国家在卫生上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重也不是很低，我没有很好地查，大概是百分之五点多，这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了，问题就是我们投入的是在重点的城市，广大的农村甚至中小型城市还都不行，预防的体系不健全，所以碰到这么大的疫情，要是没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全民抗击非典，那么我们会遭到很大的损失。这个事实教训教育了我们，就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发展社会事业，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刚才您也说到了，不能只看到经济增长率，除了速度以外我们还要关注效益、结构和质量。温总理的报告说，中国2004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这个数字让很多的观众感到惊讶，因为去年尽管有非典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达到了9.1％，那么为什么今年又把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定得低了2.1个百分点呢？

　　项怀诚：我觉得，首先这个7％不是个计划，而是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结果可能比它高，如果遇到困难也可以比它低，但是我相信会比它高。而且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比预期的目标高一点总比低一点要好。这里面有一个保护好、引导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再说这个7％，十六大提出来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翻两番要求什么速度？要求每年增长7.2％。再有，前不久我们制定的“十五”计划也要求我们每年的GDP增长7.2％，所以我觉得现在提出来这个7％的预定目标，不是限制200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只能达到7％，而是要求我们按照这个7％来部署我们的工作。此外我还觉得，这个7％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导向，它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包括投资规模过大、重复建设严重等等。所以，这个7％就要求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速度上，而应该放到结构上、质量上、效益上、改革上。

　　主持人：项先生，总理的报告里面把2004年的任务列了几条，第一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宏观调控，第二条他就提出了三农问题，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增收的问题。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他在报告中提到，去年我国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的增长只有4.3％，而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的增长达到了9％，还是有这么大的差距，这是为什么呢？

　　项怀诚：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一共讲了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宏观调控，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这是把农民增收的问题和粮食增产的问题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上。这说明了三农问题也好、农民增收问题也好、粮食增产问题也好，这些都是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主持人：作为前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在农业问题上，从中央财政的支持，到税负的减免，到国债资金的倾斜，这些您都应该非常清楚。中央一直在花很大的力气希望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呢？

　　项怀诚：比如说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占了很多的农田，其中有很多良田，这怎么能不影响到粮食的增产呢？肯定要影响的。再说政策的支持：我觉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农民的支持还不够。这头是支持，那头还有向农民伸手的。此外，我觉得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作的重点也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我们还有的人重工业、轻农业，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在经济结构当中，农业地位还是不够高。最后，我还觉得农民的负担太重，这几年来中央一直在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努力，但是农民的负担还是太重。

　　主持人：为什么呢？

　　项怀诚：比如农村的小孩上学要交的钱就比较多。对一个城市的人来说，一年交几百块钱他还承受得起，可对农民来说这几百块钱就承受不起了。再说我们的义务教育，城市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义务教育，而在贫穷的农村孩子们反而不能充分地享受义务教育，这不是也有一点不合理吗？再说得远一点，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二元制的结构，农民进城还是没有城市户口，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所以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三农问题一共讲了6条措施，我觉得都很对、都很好也都很具体，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关的部门要贯彻好、落实好，只能更好，不能打折扣，这点非常重要。但是，要想切实地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们要克服的困难也还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农田被占了以后再要想复垦可就不容易了；还有，就是农民负担很重，一定要有有力的措施。我有一个体会，为什么好多人都向农民伸手呢？实际上是政府养的人太多了、吃皇粮的人太多了、要由财政负担开支的人太多了——养着这么多人，又没有那么多的收入，自然就要增加农民的负担。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大大地精减，包括带着农字头的部门也要精减。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突破口呢？

　　项怀诚：这就叫做“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人减下来了，农民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这是我的一个体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城市和小城镇，应该尽可能多地吸收农民。现在农村总共有一亿多的富余劳动力，农民现在要想增收，外出打工是一条最有效的措施。此外，就是对农民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实现义务教育，再不能向这些孩子再乱收费了。当然，我也要大胆地讲一个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持有的观点，就是应该取消农民进城打工的各种制度性的壁垒，消除对进城农民的歧视，给农民创造一个平等的法律环境，真的应当这样。我经常说，农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经常说小康，只有农民小康了，中国才会真正实现小康。

　　主持人：在谈完三农问题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报告中仅次于三农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五个统筹中的另一个统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在这点上我想我们很自然想到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个就是东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自从振兴西部的战略出台以后，国家在西部的投资包括民间投资都已经很大了，但是好像见效不是很快。也有人说，同样10块钱，投到东部可以赚20块钱但是投到西部可能收的就很少，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是为什么呢？

　　项怀诚：从科学的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要协调发展。现在是有些地方快，有的地方慢，如果说东部地区继续发展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停滞不前的话，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东部发展的后腿，所以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所以对这个问题，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天讲得非常具体、很有针对性、政策也都有了，一句话，就是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如果说西部地区重点是在开发的话，那么东北地区就是转型。西部基础不好，要开发；东北有基础，就是太老了，比如煤矿差不多都采光了，所以要转型，很多骨干的工业包括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太老了，也要转型，此外，包括思想和观念更要转型，所以我说：东北的振兴，关键在转型。

　　关于西部的发展问题，我觉得应该强调，必须是有重点的，必须是分步骤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第二个就是生态保护，第三个就是农业，第四个就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要全面改善基础条件。对于西部地区，我们是有这个义务的，要帮助他发展起来。关于在西部的投资，就像你所讲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一定马上就见效，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打的基础，所以我说西部开发要有重点，要有规划，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一段时间以内不一定见效，但是假以时日一定会见效，到时候不仅西部受益，全国也会受益，这是我的体会。

　　再说东北，我对这个地区是非常有感情的。东北是我们国家最早进入计划经济又最晚退出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影响非常深的，因此旧的体制是振兴东北最大的障碍，所以我觉得振兴东北，要投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创新，是观念的转变。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不能单纯地着眼于一些政策的优惠、技术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企业内部的体制结构，提高企业生产产品的市场的竞争力，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能够融入到市场，这有点脱胎换骨的劲头。据我所知，在西部开发方面投入多少钱，每年多少，部署多少个项目，进度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共投入多少钱，是在哪些产业，做哪些改造，或者是做哪些转轨的措施，还包括怎么引进新的观念，这些我们有关的部门都已经做了部署了。西部大开发已经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的一个办公室。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振兴的问题也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温总理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系列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比如财税体制、投资体制、信用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国企和国有资产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25年以来，改革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在推行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困难呢？

　　项怀诚：关于改革，我认为温总理讲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我觉得温总理的报告自始至终贯彻了改革的精神、深化改革的精神。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大概有6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坦率地讲，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那些震动比较小、比较便于推进、比较容易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度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攻坚战”。比如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和国企的改革，上一届政府用5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还必须要继续深化，这就说明它们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更加缜密。

　　主持人：打一个比方，是不是说汤已经喝完以后现在剩下的都是骨头了，要把这些骨头啃下来比较难。

　　项怀诚：是这样的。首先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面比较宽，而且比较敏感，所以容不得大的差错——小的差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有大的差错。第二，就是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承担改革的部门和领导同志可能要花更大的精力。第三，我觉得方方面面、各个部门、上上下下都要形成一个合力，要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进行工作。从宏观上讲就是优化配置，微观上讲就是市场塑造，从方方面面一起来支持这项改革。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些非常宏观的问题，我想对于电视机前看电视的观众朋友来说，一个更关系到他们利益的就是就业问题，对于温总理报告涉及的这方面的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

　　项怀诚：温总理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在报告里讲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国家劳动力的供求缺口还是比较大的，矛盾也是比较严重的。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口多，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有1500多万，还有下岗再就业的职工，温总理说的数字是500万，加在一块就2000万，相当于欧洲国家的总人口，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中央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我认为，温总理报告透露出来的精神就是要坚持靠发展来解决问题。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就是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创造几十万个就业的岗位。

　　项怀诚：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的结构做一点调整，比如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快一点，比如说第三产业发展快一点，那么安置就业的人就可能多一点，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好一点；第二，应该提倡发展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来解决就业问题；第三个就是国家的政策，现在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就业和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我觉得要坚持执行下去；第四，我觉得要改变就业的观念，要提倡自主就业和灵活就业。

　　主持人：我们还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往年相比多了一个内容，就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我想这是今年报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您作为一个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得资深的公务员，您是怎么解读这方面的内容的？

　　项怀诚：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把政府自身建设作为一个专门的部分提出来，我觉得这是新的形势下面的新的要求，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包含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政府的自身建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很长的时间政府什么都要管，后来说政企要分开，说我们有些事情越位了。现在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实际上政府的职能就四句话，一个就是调控经济，一个叫做市场监管，一个叫做社会管理，一个叫做公共服务。

　　主持人：报告里还有一句话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温总理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您怎么解读这一句话？

　　项怀诚：这个就是讲政府的职能转变。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是个什么政府呢？是个服务型政府，为谁服务呢？为人民服务。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我们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核心内容就是温家宝总理在报告里面讲到的，叫做科学的决策，实行科学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好地按照现在这样的要求来做，做得不够，在这点上，我自己觉得改革得不够。现在方向更明确了，调控经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个是今后政府的职能。五只眼睛看政府，就是要把政府放在监督之下，例行自己的职责，要公开、要透明，要服务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非常感谢项先生既深入又形象、既感性又理性地为我们解读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针对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的观点，我们连线了正在纽约的美国高盛集团全球资深顾问约翰·桑顿先生。作为一个对中国经济有着特殊判断和理解的国际经济界高层人士，桑顿去年放弃了年薪1200万美元的高盛集团全球总裁的职位，而到清华大学当了一位年薪只有1美元的兼职教授。我们来听听他对科学发展观，以及温总理提出的今年经济7%具体增长目标的看法。

　　芮成钢：很高兴又听到您的声音。

　　桑顿：也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很长时间没有交谈了。

　　芮成钢：你怎么评价新一届政府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桑顿：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的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平衡和协调，经济方面和外交方面都包括在内，他们在处理问题方面都采用非常协调的方法，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期很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对国家发展很有好处，但是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开始担心，我想他们也已经开始担心了，也就是关心那些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而不仅仅是从中获益的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芮成钢：根据这样的发展观，我们怎样来看待和把握GDP的增长速度？

　　桑顿：我们不要太注重到底是9.1％或者是9.5％，或者是8.1％的GDP增长，不要太注重具体数字。这些只是一些经济增长的指标，不能把它看得那么神圣。

　　芮成钢：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提出7%的具体经济发展目标，你如何评价这一目标？

　　桑顿：我觉得不管经济增长率是7.5％也好，7％也好，8.5％也好，9％也好，这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这都是非常高的增长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这个经济增长的方向和质量，而不仅仅是这个数字本身。

　　芮成钢：您认为对新一届政府来讲，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是他们最想看到的？

　　桑顿：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所以他们不再仅仅关注GDP的增长额，而是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这届政府一方面非常注重经济发展的平衡，另一方面也很注重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非常长远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不是每年GDP的增长都会那么快，但是长远看来，我们会建设一个非常健康有序的社会。

　　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上涨，国内的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出现了供应紧张的局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政府应该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呢？经济频道记者寿蓓蓓今天专访了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

　　寿蓓蓓：报告提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是不是政府觉得现在经济过热了？

　　刘树成：在学术界，一年来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可是从政府的角度讲，它并没有直接来回答这个经济是不是过热的问题。但是，从政府宏观调控的导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针对着一些局部地区和一些行业盲目投资的倾向，或者是快速增长中的新问题来加以调控的。

　　寿蓓蓓：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1%，可2004年的预期目标只有7%，不是要“防止大起大落”吗？

　　刘树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个导向性的留有余地的指标。

　　寿蓓蓓：留了多大余地？

　　刘叔成：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就需要把握好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区间，大体上可以保持在8%—10%。

　　寿蓓蓓：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预期目标设定的只有7%呢？还是左右。

　　刘树成：在地方的角度看，它存在着过去计划经济下遗留下来的一些现象还没有解决。

　　寿蓓蓓：什么现象？

　　刘树成：比如说层层加码，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如果中央提出8%或者9%，那么到了地方上呢，比如说到了省一级，它就可能再加一个百分点，它就加成9%—10%。那么从省里再往下到了市、县一级，它可能就加到了11%以上。这样层层一加码，就可能把使经济很快推向过热，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实际的结果有可能高于这个目标。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给出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希望经济的这个速度一下子过高，从而由大起引起大落。

　　寿蓓蓓：2004年政府九大任务中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宏观调控，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比银行存款利率都高了，老百姓放在银行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个趋势能通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来扭转吗？

　　刘树成：从2003年第四季度来看，一些重要的原材料、能源，还有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有比较高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的宏观调控必须把物价上涨的源头控制住。这个源头，一个是一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再一个是信贷规模。

　　寿蓓蓓：会动用银行利率的杠杆吗？

　　刘树成：央行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密切跟踪经济的态势、物价的态势，随时起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

　　在去年，国际国内的经济界人士，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率能不能实现7%的目标，发生过一场争论。其中，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声音尤为响亮，他叫史蒂芬·罗奇，是国际权威经济分析机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本人，也因为多年来成功预测全球经济的阴晴和起落，而闻名世界。那么，他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芮成钢：罗奇，你好。谢谢你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罗奇：很高兴再次接受你的采访，成钢。

　　芮成钢：你能不能谈谈，中国新政府上任后，你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罗奇：中国的新政府上任只有一年。中国和中国经济经历了艰难的一年。首先，2003年全球经济疲软。接着SARS全面爆发。不过中国经济表现得非常好。比大部分人预期的都好。因此我认为，中国新政府在上任初期表现很好。他们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成功地管理着中国经济。

　　芮成钢：你对中国经济2003年增长达到9.1%是否感到惊讶？

　　罗奇：是的，我们都很惊讶，尤其因为我们在出现SARS的情况下，降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当我们意识到SARS巨大的破坏性时，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7%。不过我们很快意识到，中国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势头比我们预想的强劲的多，因此我们在降低预期的几个月后，又提高了预期。坦白地说，我们提高的幅度不够。

　　芮成钢：在温家宝总理今天的政府报告中，预测中国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7%，你怎么看？

　　罗奇: 去年中国政府遇到SARS，认为经济增长将低于预期，于是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不过现在央行已经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去年9月开始增加储备，银行借贷在2003年最后三个月里明显下降，平均每个月只有去年前九个月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的担心是有必要的。这么做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大幅下降，是软着陆，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建设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