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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形势基本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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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钢明：现在的宏观经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就宏观经济是好是坏，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请您讲讲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态势判断。
吴敬琏：我对现在经济总的态势有两个方面看法：一是全国平均来看相当不错，但是各个地区之间差距非常大，如果说沿海地区经济是相当繁荣，那么内地特别是中部地区经济状况可以说问题相当严重。
平均情况用宏观指标来说，如增长率、效率的提高、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还不错，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大势下进出口情况也是不错的。
袁钢明：目前的进出口的情况是下降了，现在一般认为出口对平均或大多数的指标都会有影响，您怎么看？用比较数量的概念，大致用一个百分比来形容。您认为是多少？
吴敬琏：目前进出口跟过去（去年）相比是下降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大的国家像新加坡等有强劲贸易的国家，它们对外贸易是负增长，出口是下降的。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国内的需求增加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补足了出口下降的影响，从框算的角度是将近补足、稍有下降，下降了0.1。但是这是一个动态的。如果中西部能够向东部看齐，那么空间很大，空间会超过出口的下降。全国出口下降，浙江、江苏表现则不错。不同的地区、不同做法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分析，全国平均好是因为东部地区非常好，那么我们需要研究东部为什么好。
袁钢明：是否可以认为您对宏观经济态势的判断是：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看好、中等偏上，内需的强劲基本上可以补偿出口下降，外需的下降甚至也可以解决。
吴敬琏：对。
袁钢明：那么，现在这几个因素是怎样产生作用？是否主张或认为财政扩张带动了经济？
吴敬琏：对于去年经济向好的转变，绝大多数是认识统一的。对于转变的程度却有不同分析，绝大多数认同从2000年开始向好的转变，问题是转变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种比较主流派的分析，是因为积极的财政经济扩大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这种分析有很多弱点。从经济学一般道理来说，靠财政政策就能够促成一个国家经济根本性的转变，而且这么大的经济用每年1千几百亿的财政投资使其增长率逆转下降趋势甚至出现拐点。严格地说，财政的作用是赤字才能增加内需，其实1998年、1999年的赤字并不是扩大的，赤字所增加的内需在2000年是没有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就跟出口一样，出口要看净出口。
袁钢明：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民间消费是否有带动作用？
吴敬琏：当然有带动的作用。民间投资、民间消费不强时，财政政策在我看来会主要发挥作用。当民间投资意愿不强时可以果断扩大需求。
袁钢明：于2000年前后来讲，平均上来说民间投资的意愿强不强？
吴敬琏：民间投资的意愿平均状态比原来有改善，在东部地区以浙江和江苏更为强劲，现在从统计数据是看不出来哪些是国有和其他所有制投资。
袁钢明：现在如果说是民间投资（非政府投资）很强劲的话，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您认为呢？但是在最后结果上会不会出现挤出效应？
吴敬琏：从储蓄来看，政府投资以后是民间投资，民间投资有被挤出的可能性，当然它会出现挤出效应。当民间投资意愿不强时跟挤出没什么关系。国有和其他所有制挤出效应不一定简单判断为都是消极作用，当民间投资不强时挤出没有多大作用。但财政投资不赢利，要靠加税来还债。政策投资回收期很长，这样要用税来还债，而税的增加对民间投资有抑制作用，时间越长越会有消极作用。
袁钢明：现在来看，财政扩张投资对于民间投资并不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没有采取财政扩张的部分反而增长的很好，对您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供给方面您再细说一下吗？
吴敬琏：财政政策1998、1999年起了很大作用，它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好的改变是供给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争论1998年就出来了。以我的看法，供给方面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潜力和活力，但并没有形成理论的一致认识，更没有变成政府自觉的政策。
袁钢明：您是指供给政策取得的效应还是供给改进所取得的效应？
吴敬琏：应该是供给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系的内容就是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实际的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另一方面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非国有经营环境的改善，后者有较大改善。第一个方面其实有两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到了十五大会的改革之后，分成两部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资本要退出一些领域；另外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狭义的概念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改制。大型的国有企业有两个问题，一是规模大行动慢，另外就是几十年在国有经济体制下运转，习惯势力非常强。虽然1999年后国有大型企业改制的步子比过去大了，但起着明显的效果现在还很难说。
袁钢明：去年国有企业脱困出现明显效果，算不算是供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推动效果？
吴敬琏：去年国企的亏损减少盈利的增加分析有多种因素：政策的分析1、财政投资主要给了政策；2、债转股，一下就消掉几百亿的利息；3、世界经济变化的因素，如油价的上涨。所以要分析，仔细的看，把前几项一算能发现，光这几项收入就上千亿。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大部分是外部变化，比如政策的支持。
袁钢明：非国有部分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哪几部分起到的作用比较大?
吴敬琏：非国有股份我认为作用很大。首先，十五次代表大会有重要突破，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做了鉴定，对公有制集体经济新的认识，不止是国有和集体；其次，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奠定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10月提出，1997年年底已经可以看到经济学界包括政府部分，明显提出投资意愿下降，从中长期来看，有问题。刘珍义教授在1996年7月明确指出投资在下降，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体制问题变化，它要变成一种经济表现并显现出来有一定时间。供给方面能改变不可能快，供给方面的作用越到后来越明显。
袁钢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吴敬琏：需求也拉动供给，供给也创造需求，作用是相互的。用政府直接增加需求，效益很短。
袁钢明：我们在需求方面采取了增加工资或是降低利息或是鼓励投资的作法和货币的放松，这些鼓励需求的做法怎么样
吴敬琏：需求政策严格界定为直接增加需求，鼓励投资是供给方面的政策，它能够增加需求，但不由政府直接增加需求。但单纯用直接增加需求的办法，降低利率有危险性。如果供给方面政策不到位，企业没有活力，投资环境不好，增加的货币不会跑到实质部门去，会跑到虚拟部门去了。有一篇文章，说泡沫是怎么吹起来了，提出一个问题货币供应连年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而物价没有涨，到股市上去了，所以把股指顶起来了。
袁钢明：股市的价格顶起来了，货币的供给的增长对供给的提高没有起到作用吗？
吴敬琏：可能在短期有点作用，但长期积累可能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有不好影响，供给方面缺乏效率，对供给方面影响不明显，没有变成物价指数上涨，而变成了资产价格上升，供给方面活力的提高，大量的货币供应并没有跑到实质部门 ，实质部门没有大的提高，所以在增加需求方面，资产价格提高，短期财富效益是有的。
袁钢明：就供给政策将影响下一步经济您能提哪些建议，各种各样的建议，包括将要增长多少，又要增长多少，包括又要涨工资。
吴敬琏：十五大会只在政治上为供给方面的政策奠定基础，实际动作上在1998年初开始，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有一套实际的措施，起了很好作用。实际上我最近的文章是从去年8月开始写，给国务院的建议 ，大力加强我说的第二手，用改革来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在加强第二手的提前下，逐步减弱第一手。不是把力量怎样摆的问题，国有和非国有都要抓紧。有些国有企业现在没有改制，改制后公司治理的运转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花力气。另一方面，事半功倍，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把障碍解除，自然有内在的东西发挥作用，政府不需花多大力气。
袁钢明：90年代中后期您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做了很多事，那么您现在又对非国有企业的改变又倾注了极大热情，是您自己有所改变了呢，还是形式上的变化？
吴敬琏：从我自己来反思，整个80年代，我对乡镇企业发展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意义估计不足。但是到了90年代后我就认识到应该将两方面都要考虑到，认识到农村经济生命力，并发现两个方面效率差别很大，国有企业要改革，但是花大力气不好；而非公经济，其实国家不必要花大精力，只要打破障碍，它的内在能量很大。
乡镇在80年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层政府条件具备。我在80年代后期听到当地企业家反映做大后越来越像国企，但在90年代发现需要改制，苏南模式企业和国有企业毛病一样。我认为现在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环境的改善有好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非国有企业有好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进入限制，它的门槛是越来越低，第二是融资问题，非国有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它们的信誉条件是比较差，市场秩序，如信用、执法、平等竞争环境，都有待改善。
《摘自桥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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