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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放开、粮食放开与农业自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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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只能走农业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那就走得越早越主动
八九月间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大事是棉花放开。国务院已经正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核心是要在这个新的“棉花年度”里打破旧的、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垄断经营体制，建立起依靠市场调节的、多元结构的棉花购销新机制。
如果用专业的语言描述新的政策及其意义，可以进入非常操作性的技术层面。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想讨论此次改革更本质的意义：对于中国的粮食体制改革，棉花放开有什么推动性？进一步说，棉花和粮食都放开，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第一层问题，答案很明确。棉花放开之后，粮食放开已是接踵而来。其实在8月20日的国家粮食工作会议上，“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说法较过去已经有根本性突破。在具体做法上，现在的“放开销区”，其实包括了京、津、沪三市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五省。八个省市的粮食收购在价格、渠道上全部放开，步骤不可谓不大。“省长负责”当然是新政策的根本局限性之所在，但可以推测，市场的力量一定大于省长，粮食销售在销区的放开必然很直接地冲击产区，估计粮食的全面放开在实践中已是时间问题。
其实，此次棉改所体现的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思路，也应当是适用于粮食改革的。粮棉二者当然是产品属性和“战略地位”不相同的农作物。特别是中国真正适宜棉花种植的土地不过7000多万亩，涉及农民也不过一两亿，比起播种面积达到17亿亩以上、涉及人口超过八九亿的粮食，政策变迁的冲击力和长远影响都不很一样。但棉花与粮食也有非常相类的地方，二者同样属于大宗农产品，属于土地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同样具有其“战略地位”和“特殊性”随着经济发展逐步降低的特点。中国传统体制也将粮棉置于相似的地位，当年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首选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也主要采取垄断经营的模式。
既然粮棉二者在中国农业体制演变的意义上相似之处更多，棉花的管制或放开，对于粮食的参照性应当是非常直接的。借棉改的经验来规划操作粮改，借棉改的冲击来推动粮改，完全是有关决策层可以主动做起来的事情。
对于上述第二层问题，回答也不很复杂。粮棉的彻底放开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有着关键意义的事情，正表明中国农业最终脱离计划之手，从此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
中国农业究竟该走什么道路是个争论已久的题目。20世纪70年代末全面推开的包产到户是改革的第一步，承认了农户个体经营、生产自主的模式；随后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改革的第二步，承认了农民可以离开土地也可以离开农业生产自由择业发展。在这之后，农村改革曾徘徊了很长时间，关键是整个农业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模式想不清楚，而政府高层的相关决策又很容易承袭惯性，或者受到专家们所说的“城市偏向”的影响。从1985年开始，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走走停停，一直没取得堪与早期农村改革相比的重大突破。到90年代前中期，还有一种补贴农民或是补贴农业的说法出来模糊视线，每提及中国农业发展即以欧洲、日本做范例，更为粮棉流通的国家垄断经营蒙上了奇怪的合理色彩。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最终还是要逼出农业的市场化。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农业，已经使财政背上了粮食收购亏损2500亿元以上、棉花收购亏损450亿元以上的沉重包袱（未计潜亏和补助），而农民并未从巨额补贴中承接显著实惠，反是对放开粮棉价格和经营期待殷殷，而且身体力行地去争取；国家的巨额补贴也未显著地转化成其他经济部门的效率和利益，倒是大量沉淀于垄断制的流通环节，很是得不偿失。时至今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欧日式通过大规模扶助农民的政策，在农民众多的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事实上更未见真正实施。对于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的长期目标而言，市场之手一定比政府补贴更经济也更强有力。
至2002年，中国一定会成为WTO的成员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已近在眼前，无法回避也无法推延。既然中国只能走农业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走得越早越主动。既如此，粮棉放开的一大步必须坚决地走出去。对于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这是关乎未来命运的一大步。
《摘自桥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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