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与主持人路一鸣一起吃饭，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张教授慌张过，他总是那么沉着、从容。”一鸣既打趣又认真地说：“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货。”也许是做学生出身，对学院派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我对我的导师就是如此。但是在访问张教授之前，心里还是直打鼓，会不会哪个问题问砸了，从此不被他看重。关于经济，我在他眼里一定还是个小学生。
从上海回来的当晚，我接到张教授的电话。他也刚从深圳飞回，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做采访。之前，由于他很忙，我和张教授之间基本采取的是E-MAIL化的沟通方式，他的信总是很短，一两句话，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因为他有过留英的背景，那天的通话结束之时，已是平安夜，所以我说，张教授，祝您圣诞节快乐。他依然一副淡然的语气，不热烈，我以为他不喜欢这些。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了交谈。面对他，我的措辞都变得学院化了，他一直听，不太说话。我说：“留英的日子对您的人生影响有多大？”“很大，它奠定了我事业的雏形。”“那今天的情形是您小时候梦想过的吗？或者，您理想中的人生是今天这样吗？”“不是，小时候哪能想那么多？因为没有见过嘛。如果有理想，也就是当个干部，吃国家饭。所以说到创新，我认为首先必须有见识，没有见过又怎么能够突破？”他回到办公桌前，一会儿又过来，坐下，原来是拿了烟过来。点燃烟，他的话开始多起来，情绪也很饱满，我们谈了很多。讲起当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高薪引进外来人才时，他所用的说服法令我感叹，方式也与众不同--讲逻辑。不知是逻辑造就了智者，还是智者的话势必充满逻辑，看来我需要再回到学校修修哲学课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下午度过了美好的两小时。
问起饮食习惯，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喝茶，也没有在海外养成喝咖啡的习惯，白水就可以了，惟一的就是喜欢吃枣，因为是陕西人，红枣是老家的特产。张教授身上有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采访对象的东西，质朴、沉着，没有商业化的虚荣，也没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我说您做事的风格如何？“随遇而安，无为而至；要么不做，要就做好”。我由衷地敬重他。这正是我多年来无限憧憬的境界，真正的智者也许就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游刃有余。
如果不是秘书打断，提醒下一个安排到了，我们的谈话一定可以更痛快。临走，我说：“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能送我一本您的书吗？”他转身走到身后的大书柜里找书。他的办公室身兼多种功能，副院长处理行政事务的场所，学者作学问的场所--这个巨大的书柜就是标识。他递给我书，《产权、政府及信誉》，我知道张教授一直在为中国企业的信用摇旗呐喊，我也曾看过同一系列“经济学家丛书”之一的一本书，吴敬链先生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年会前天又见到张教授，我不客气地说：“年会那天您得换套衣服。”他说：“怎么，我这套不行呀？”“不行。颜色太深，也旧了。”“可我就这么一套西装。”“那您就买套新的。都当选十大经济人物了，应该买一套新的，还要建议您买套深灰色的。”年会当天，他果然穿了一身新西装，我开心地说：“张教授，穿上新衣服了？”“你不是要我买一套新的嘛，而且还是深灰色的。你知道它我花了多少钱？”正当此时，年会的录制要开始了，我们的对话没能继续。所以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得问问，那套新西装到底花了他多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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