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制片人的任务，邀请中国联通董事长杨贤足先生参加“2002中国经济电视年会”。如果不是中国联通在2002年纽约、香港的海外上市,中国内地的A股上市，CDMA项目和600万用户，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他并不像我们平时娓娓道来的明星企业家那样让人熟知。他对于我，甚至是陌生的。
临近年会还有一周，时间太短，好在我采访过中国联通董事、原副总裁余晓芒先生，也就有了一个可以突破常规渠道、能够迅速建立起对话的人，他当晚给杨先生打电话。杨先生正在香港开股东大会，他对入围年度经济人物挺高兴，但也很谦虚，认为并非自己，而是公司全体使联通有了今天的成绩，对年会的事情没有表示反对。之后我又得到了他秘书的电话。出差在外，我挤出时间拨通了杨先生秘书的电话，他说，应该可以参加，但还未最后征得杨董事长的同意。之间又通过几次电话，但因为会议紧张，始终得不到确切的答复。过了两天，秘书告之我：杨先生在做了深入考虑后，决定不参加此次年会。
我感到很惋惜，也很不甘心，在他们从香港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冒失地闯进位于西单的中国联通大厦，决心做最后的争取。心里并不晓得会不会由于缺乏周到的预约而被拒之门外，不管那么多了。他的秘书是个很斯文的人，对我的唐突并不怪罪，进去通报杨先生，很快又出来，请我进去。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杨贤足先生。
他很和蔼，把我让到巨大的百叶窗对面的会客沙发上坐下来。坐定他就说：“这一次要说抱歉了，我真的不希望过多地在媒体上露面，我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只想做点实在的事。如果当选经济人物，还要接受半小时的采访呢，我现在都感到后悔了。”那天，阳光明媚，照得整间阔大的办公室灿烂而温暖。如果不是试图想说服杨先生参加年会，导致我的心情迫切而充满目的性，在那样一个环境跟杨先生静静地谈一谈联通的事情，谈一谈这个外界称之为“排雷英雄”的人是如何排雷的，那可真是个美妙的上午。
杨先生内敛而有修养，始终保持谦和的态度，“真的，联通作为一个国企，变革是难的，变革的成功是全体人员的心血。联通的工资可能不算是电信业里的高收入，但是很多员工不计较，大家目标一致地往前走，比如说，我的秘书是个博士，在别处本可以有很好的待遇，但仍然留在联通，最初和爱人租房住，现在才按揭买了房。所以我不能为自己披挂过多的荣誉。”
我尊重他的选择。我也谈了自己对联通的认识，以及邀请他出席的初衷。他拿起我的名片很认真地看了看，又把他的名片递给我，在上面特别写了手机号，说：“我都急出汗了，可是这次真的不能答应你。你看，我把电话也留给你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好吗？”最后，他交给我一套昨晚老市长送给他的邮票，留做纪念。我道谢道别，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中央电视台。“那一道走吧，我去京西宾馆开会。”我与杨先生一起坐进他的奥迪。一路聊了很多，从政府到企业，从邮电部副部长到中国联通董事长，从广东到湖北到河南，以及在北京生活的十二年。我问，一路走来，喜欢做企业还是做官员？“做企业。尽管做企业有很多挑战和艰难，但是，还是喜欢做。”我感到了杨先生儒雅温和里有一种魄力和斗志。
我在军博下了车，与他挥手告别。他把车窗摇下来，跟我说再见。说起来，他应该是个大人物。但在我眼里，他亲切，并令人敬重。尽管他没能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我依然想在这里留下一点文字--关于我所知道的杨贤足先生，算做对2002中国经济电视年会的一个额外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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