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小梅：今天我给您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和中央电视台一起见证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你好，赵老师。
赵忠祥：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孙小梅：欢迎来到《电视你我他》。今天我可就跟着您了，您带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想听听您说说过去的那些老故事。
赵忠祥：那么多年了，故事当然是很多很多。从哪说起呢？人们都说，水有源，树有根。咱们还是从根儿上说起，带你去老台。
孙小梅：这儿不是咱广电总局吗？这我知道呀。
赵忠祥：这儿你是知道，你来过老台吗？老台在这个广电总局的后面。严格的说，咱们真正老台的根儿就在广电总局大楼东翼四层的一侧。现在不可想象，怎么整个一个台就在这么一点地区工作呢？
当年就是这样一座建筑，成了赵忠祥心中的殿堂。1960年的春天，17岁的赵忠祥凭借出色的嗓音和表现被当时的北京电视台选中，从此，在全国仅有的5000台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了第一个年轻的男播音员。
孙小梅：您当年第一次踏进这个大楼是什么样的心情？
赵忠祥：第一次进这个门，四个字：诚惶诚恐。但是我心里面又觉得有一种自豪感，毕竟我是从那么多莘莘学子当中脱颖而出的，也不是挺容易，过了一关又一关，我就认为，我这次来怎么也得像欢迎贝克汉姆吧。我提了个箱子就来了，人家也不认识我，说你这小孩干吗来了？我说，劳驾，同志，我把这箱子搁这一下，我去报到去。人家说，不成不成，你哪的？你说这我怎么解释？我哪的你都不知道，是你们找我来的呀，是你们请我来的，我当时就这么认为。第一次就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就认为，并不像我所想的真的一步登天了。从中学非常普通的小平房里面走出来，走到这么豪华的一个建筑当中，当年这种建筑在北京也是不多见的，反差太大了，所以进来以后都不敢大声喘气。
时光似流水，它抹平了过去的痕迹，带不走的却是记忆深处的眷恋。这里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而从前的故事却永远的被凝固在时空里。
赵忠祥：我记得那天是1960年4月22日，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特别有意义。沈大姐到咱们所谓的新台址去播音，咱们都搬过去了，这边还留着一个备份电路，万一那儿出现什么故障，你总得有个备份的吧，我就在这备份。我看着旁边的监视器，就看老台要出图像了，沈大姐笑容可鞠、端庄秀丽，当年沈大姐的图像非常好，她出来以后，我正看她呢，忽然间一阵杂波，杂波完了就出来一人，我说你在那干什么呢，傻不傻呀，挡着镜头。等我再仔细一看，这人可能是我，为什么我不敢肯定，因为那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侧面是什么样的，没照过侧面相片。这个备份还真用上了，我也挺兴奋，挺激动地说：各位观众……刚一说灯就灭了，沈力又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像，出了大概五、六秒钟。
孙小梅：当时有没有录像带播出？每次都要这么紧张的播出吗？
赵忠祥：中国中央电视台真正使用录像设备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1979年我随邓小平同志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ENG，还是用阿莱和鲍·莱克斯16毫米的摄影机。
孙小梅：那就是所有的播出，包括您的第一次直播，全部都是在直播的状态下进行的？
赵忠祥：没有任何一祯画面或者一个声音不是直播的，不可能不直播，我们不是不想录像，是没有这个机器，那只能直播。咱们每天晚上只有一套节目，每天晚上播两、三个小时，七天之内我至少五天出镜，每天在这两、三个小时中，你要是耐着性子坐下来看电视都能看见我。我们那条胡同有电视机，我想也应该是在70年代了，也是我工作十几年以后的事儿了。我干了三年，迈出这个门，满大街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孙小梅：我小时候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机，看电视能看到您、李娟、邢质斌播新闻，就是在这个楼里播的。您今天故地重游，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赵忠祥：感慨万分。这是所有电视人的一段经历，这个大楼播出了很多时代的风云，岁月的记录，应该说那个时期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大事都是从这个大楼里播出去的，尤其让大家难忘的第一回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这里播的。
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过年的符号，而赵忠祥也就成了春节晚会的符号。从老台到新台，变的是越来越宽敞漂亮的演播室，不变的是老赵的执着和观众的期待。
赵忠祥：从进到这个台以后，可以说电视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现在光主持人就已经有了400多人了。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两套节目？
孙小梅：当时就是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两套节目。
孙小梅：我注意到，近几年很多节目都更加注重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当年您进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坐在一起做节目、做交流呢？
赵忠祥：那时候几乎没有这种形式的节目，也可以说没这种机会。大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时候到街上去走访一些观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人说，你看人家外国人在镜头前天生就是演员，再看咱们中国人，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能够在公共场合讲话、做报告的领导同志上电视都紧张。可是这几年不然了，你把镜头对准任何一个街上的观众，人家表现得那种活灵活现、那种主人翁的感觉、那种倾诉的欲望、那种诉说的能力、那种逻辑性以及语言的词汇的丰富性，真的值得咱们学习。我和观众最接近的时候，是我和杨澜主持《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们要告别《正大综艺》的时候，当观众已经知道信息的时候，我接到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封信希望我在这场告别播出的节目中，能够穿一套白色的西装，打一个深红色的领带，希望杨澜穿一身桃红色的西装，时间非常急迫，但是我觉得观众的这种意见和建议确实很感人，我和杨澜千方百计地满足了他的愿望。
孙小梅：刚才您说到那身白西装是专门在外地定做的，当年您专门做过一件蓝衬衣，您还有印象吗？
赵忠祥：时代不同了，都是做衣服，却表现出了两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审美取向。80年代初，我穿着一件的确良衣服去游泳，回来的时候我找不着了，给我急得要命，我只能光着上身回来。要出图像了，衣服一时上哪找去？那个时候商店里没那么多特别合适的衣服，我就跟我爱人说了，我爱人非常支持我，她说我给你做一件上衣，你要什么样的颜色？那个时候最好的料子就是的确良，我这人特别喜欢蓝色，我就要求她给我挑一块灰蓝色的的确良的布料，她跑了几个商店买了这样一块布，我要求她给我做一件长领子的短衬衣，因为我脑袋比较大，脸盘也比较大，我说你把领子给我做得稍微大一点，她就给我那样做了，于是这件衣服就变成我出镜的礼服。后来我发现，一个时代的相片册几乎有一、二百张穿着这件衣服照的相片，哪怕穿西服外套里面也是这件灰蓝色的衬衫，好象没衣服可换了。可以说，我穿着它走南闯北、飘洋过海。
孙小梅：刚才在老台您跟我说，您在几十年前没有想到电视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把这里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又在东边已经破土动工了，那您再给我们设想一下未来中央电视台会发展成什么样？
赵忠祥：上个世纪，我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老工程师罗工曾经在干校劳动，我们有幸同在一个小的茅草棚里居住，养100多头猪。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外面刮着寒风，窝棚里连火都没有，罗工就问我，你设想一下今后的电视会怎么发展？我说，罗工您真执着，电视什么样我都忘了，我就记得咱有100多头猪，您还让我说电视今后怎么发展。您要非让我说也可以，您就大胆的去实施，那我就说一个。您今后别隔着玻璃，别隔着那盒子跟我们进行交流，我要吃什么就端过来了，我要看什么节目就站在我跟前演，什么都不要，既不要那线，也不要那壳子，也不要玻璃片，让他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参与其中。我以为讽刺他两句，老人家一定很不高兴，没想到他沉思良久，给了我三个字：太好了，你想得太好了，你再想想，我说我不敢想了，能达到这一步就行了。我知道2008年还达不到，我也不知哪天能达到，但是我永远会记得1972年有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跟罗工两个人在猪圈旁边讲的那一番话。
45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些电视人的故事，老赵记忆犹新。今天，当我们面对未来时，老赵更是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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