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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一周。
孙小梅：你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任务的？
柴静：应该是4月19日晚上，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跟制片人通电话，他说我们要做一期“非典”的节目，你做吗？我说当然。然后就挂了电话，挂了之后我觉得不行，就给他的手机发了条短信，我说，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很热切的愿望，发完之后我觉得还不够，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说明白了吗，他就笑了，他说，你说明白了，你来吧，咱们马上开会。就这样，晚上9点钟到办公室召集策划、摄像开始开会。我们节目是4月20日开拍的，一周的制作周期对《新闻调查》来说是相当相当短的。
作为一个记者，他有很多的武器，比如，他的摄像机的镜头，他有纸和笔，他有发问的权力，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武器，也就是说我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我可能很软弱，但是我作为记者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坚强。
孙小梅：在联系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柴静：其实这期节目中，我们有六次接触病人的机会，也就相当于我们经过了4个部门的批准。如果我们跟120的话，就要经过急救中心的批准；我们跟“流调”的话，就必须经过北京疾控中心批准；我们进佑安医院，必须经过院方的批准；我们进胸科医院，是经过卫生局宣传处批准。每一次进医院，都必须符合专业人士对我们的要求和判断。
孙小梅：对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你周围的领导和同事是怎么考虑的？
柴静：我们的制片人说，在我进病区之后，他是揪着心在过日子，掰着手指头算隔离期，算我能不能过去。但是我身为记者，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是我的职责所在，责无旁贷。
孙小梅：在进入医院采访之前，我相信你对隔离病区、对病人，会有自己的想象，进去之后觉得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柴静：在此之前传言太多了，好象这是一个得了之后就不治的病症一样，但是你亲眼看到我采访两个病人都在康复的时候，我觉得事实和画面能够让人战胜恐惧。
孙小梅：有个印象很深的镜头，你采访非典患者时，镜头从他摇到窗外的绿树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思呢？
柴静：我们在进病房之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病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不可能进行任何事先的设计，也不知道要采访哪个病人，我们就是很贸然地推开一扇门，然后问，我们可以采访您吗？采访的时候，我跟摄像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房间里面充满了可怕的传染病的气息，但是窗外是北京4月的春天，特别的鲜美，特别的充满生机，我们俩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和对照。所以，最后我问她，在这个春天差不多快要过去了，你一直躺在病床上，最想的是什么？没戴口罩的患者跟我说，这春天我一天都没有好好过，我特别想等我出院了，能好好地放回风筝。她的回答没有剪进去。摄像把镜头从病床上一直摇到窗外，我想他是想告诉大家，一切都充满生机和希望，生活会继续下去的。
孙小梅：本来只打算做一期节目，做完这期以后，可能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就一口气做了好几期？
柴静：实际上，我们是被工作的欲望牵引。我们觉得不是做完一期就够了，大事还正在发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不能让摄像机的镜头停下来，只要我们还能够战斗，我们就不应该停下来，应该让红灯永远亮着。
孙小梅：接下来做的几期节目当中，你们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柴静：《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度的调查性栏目，所以它不能拼时效，我们不可能跟平面媒体或跟自己的电视台拼每天公布的疫情数字，我们只想找到一个点，然后纵深挖掘。我觉得《新闻调查》还有一个追求，可能现在媒体上我们见到的还比较少，就是北京是一个有着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一瞬间它遭到SARS的袭击之后，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怎么度过这场灾难？我们想从人的心里面找到这种力量。所以，我们找到几个典型的样本，对各个不同年龄、各个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调查，从他们知道“非典”发生到此时此刻心态的变化。
孙小梅：大家都认为虽然你的外形、身材非常瘦小，非常娇小玲珑，但是觉得你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是这样吗？你从小就这样？
柴静：在我小时候，我妈妈总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文弱的孩子，比较安静，所以她给我起这个名字。比如，我发现草地上有蚂蚁，我就会蹲在那儿一直看，大概看四、五个小时，看它在哪儿找食物、住在哪儿、怎么跟别的蚂蚁交流，我特别有好奇心，能够一直很专注地注视这一切东西。所以，我想这种专注和好奇心可能是我现在做这个职业的根源性的东西，它一直引导我来做传媒。
孙小梅：这次做关于SARS这样一个特别报道，你家里的人支持你吗？
柴静：播出第二天晚上，我和我妈通电话，她就说在邻居家看了节目，然后她哭了，我家邻居也哭了，她那时候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她们往往是我节目的参照，我总想做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让我爸妈不要因为是我在主持节目才看，而是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吸引他们，真的能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才把这45分钟看下来，我希望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孙小梅：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你听到的观众反馈是什么样的？
柴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最集中地接到问候的一次，包括一些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联系的人，比如，三年前我做湖南卫视节目采访过的某一个嘉宾，他可能还保留我的手机号码，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说你一定要让我为你做一件事，无论什么都行。有一个大嫂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本来特别害怕“非典”，但是当看到我拍的那些已经快要治好的病人，听他们说话之后，觉得没那么可怕了。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听到这种声音，说柴静这个小女孩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不是就是想出名？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你说一个人会用死亡换来出名吗？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想过，我只能说，我处于一种非常简单的欲望，当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我身边发生的时候，我的职业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机会，去亲临现场，去观察和记录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幸运。
孙小梅：通过做这样一个节目，你觉得能够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新的启示吗？
柴静：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我更渴望能够像地上的野草一样从地里面长出来，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能熬过来就长得很强壮，熬不过来就枯萎，我希望能够在野地里生存。所以这次做记者的感觉，就是突然找到一种在野地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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