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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旭平：确实像你所说的，我没有把自己当主持人，我始终觉得我就是一个记者，或者说就是一个编辑。我自己觉得做编辑、记者的成功的感觉，或者叫成就感，远远超过我自己做《五环夜话》的主持人。
孙小梅：《体育人间》这个名字是您想起来的，这“人间”意味着什么？
师旭平：体育作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桥梁，反映的是人间的这种生活。我特别同意原来清华大学的一位体育老教授马约翰对体育下的定义，他说体育是培养一个优秀公民的最有效、最适当、最有趣的手段。我觉得他对体育下的这个定义使我深受启发，在大家都关注竞技体育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更应该想到的是普通人的体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孙小梅：做纪录片并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情，容易曲高和寡，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尴尬的呢？
师旭平：我觉得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头，纪录片应该是略高于普通观众的欣赏水平，太高了不行，完全迎合观众的普遍水平也不行，而你又要想办法吸引他，让他能够看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这就要通过你的趣味、你的知识、你的选材等等，这些都应该做。
我认为最主要的东西在于发现，你是否能够看到别人看了不会感兴趣，而你看了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环节。
孙小梅：我们看了您的采访阿维兰热的片子，我们注意到您在拍摄这类题材的片子的时候，非常注意对一些即兴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这些事情往往超过您的事先设计，而且这些内容又恰恰起到一个妙笔生花的作用。
师旭平：我认为细节应该是最能表现你所要拍摄的人物、事件的，因此我对摄像就一个要求——不要停机，我宁愿放弃镜头的所谓美感，但我要求他把这些生动的细节抓住。我觉得如果停机的话，就会把很有趣的东西放弃了。比如，阿维兰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好有电话响，他拿起来时不经意间把电话拿倒了，用话筒对着耳朵，听筒对着嘴，他自己发现之后说，哦，对不起，这些东西都是不停机才能拍得到。阿维兰热带我去参观他的汽车公司，当摄像机正瞄准车身的时候，阿维兰热走过去和一个刚刚擦洗完汽车的工人握手，我们差点遗漏了这个画面，如果这时停机了，或者没有及时发现，你再告诉摄像赶紧追这个镜头的话，我觉得你很难在这件事情过后去请阿维兰热来，让他再和这位工人握一下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很不真实。另外还有一个画面（阿维兰热一定要送我们下楼，并且代我们付了出租汽车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预先让摄像师到街上去等，拍我们走出来告别的镜头。
孙小梅：看您的片子我们经常会感觉到您有一种独特的视角，比如在《人比牛疯狂》这部片子当中就有一个流浪汉。
师旭平：我和摄像沿着奔牛所要走过的狭窄的街道，从起点一直向终点走，这时候在一条街的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和整个奔牛节气氛非常不和谐的人物，有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那儿，我当时过去跟他聊天，他还哭起来了，这些镜头我全部都拍下来了。这个画面我为什么要用到节目里呢？我觉得在大家都兴高采烈庆祝节日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人物，使得节目的品味、文化内涵、社会内涵，会更高、更加丰富。特别是当我沿着原路转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流浪汉从一开始的那种沮丧、颓废、哭哭啼啼的样子，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时候我又拍了下来。把流浪汉的这段故事放进去之后，不但加大了片子的文化社会含量，同时也会让观众觉得这个活动感染人。
孙小梅：对于观众来说，他宁愿去看一场体育比赛，可能也不会去看一部体育纪录片，作为纪录片的制作者，您是怎么看待收视率这个问题？
师旭平：我现在做的《体育人间》的收视调查比较稳定，其它节目收视率可能忽高忽低，但我始终稳定在一个层次上，虽然收视率没办法跟那些热点节目、时尚节目，或者是特别吸引人的激烈的体育比赛相比，但是人们还是需要它。纪录片通过那种娓娓道来，通过深层次的剖析，给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一场体育比赛所能够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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