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两幅不同的风景画。这是中国农村一个普普通通的集市，这个集市上呈现的正是现如今的中国乡村风景。这里交易的商品大多来自本乡本土，也绝不会有令人昨舌的价格。在这里购买力似乎是不用讨论的，商品的交易者也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在农村家庭里主事的青壮年在集市上就显得格外醒目。
村民：家里有5亩地。
记者：家里有几口人？
村民：3口人，大概能挣1000多元钱吧！一年有半年歇着，至少得半年歇着。忙一半，歇一半。
记者：闲着以后干嘛呀？
村民：闲着在家里打牌玩。
在中国农村，农民收入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过去是成正比的。大家在一亩三分地上“敲钟出工，吹哨收工”。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一亩三分地上再也无法容纳农民兄弟空前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达到2.3亿人之多。
此时，中国的城市却进入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期。大楼越盖越多，道路越修越长，市场更加繁荣，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外的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制造型的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能容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城市的迅猛变化，使得原已悬殊的城乡差别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也使城市在农村人眼中充满了魅力。
由此，在中国的城市风景画里，呈现着与乡村风景画格格不入的色彩。这也使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军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腾飞之路。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谁又能说，这一组组数字和我们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投入其中能分开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车伟：我们国家最近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存在着这么一个大的劳动力资源。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的劳动力供给资源，我们很难设想，我们又有什么比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优势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世界比较的观点来看，我们和拉美国家比，我们和亚洲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比，从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来讲并没有任何优势而言，而且还可能是劣势，我们国家有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人口。
这是远离重庆市开县县城的一个小山村，沈银忠一家在这里已经生活很久了。10年前，三个儿子远赴河北打工，这个家里在平时就剩下老母亲和小孙子，还有年过六旬的沈银忠老两口，四代人能够团聚也只能等到春节了。沈银忠家里的电器丝毫不比城市家庭少，这些都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老人添置的。
沈银忠：这个东西我还叫不上名字，谁知道按哪个，这个电视我还没开过，都是我孙子开的，这个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记者：种地怎么办呢？
沈银忠：种地我还行，只不过打谷子的时候是叫人帮忙打，给人家钱，其它的活儿都是我自己干。
在农村像沈银忠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地方，已经不只是富余劳动力外出，而是能外出的都外出。一些地方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土地了，走出去的人带走了期盼、梦想，留下的是一份对家乡的牵挂。
重庆开县赵家镇清桥村支部书记 刘美华：老百姓们讲，七十年代就靠救济，八十年代就靠科学种田政策，九十年代就靠外出务工。
候鸟式的生活让以往老死乡土的做法成为历史，不需要宣传和动员，农民自发地离开土地，向城市进军，在那里寻找摆脱贫困的希望。但并不轻松的旅途又让他们倍感疲惫。
铁路是民工的翅膀，每一个民工的梦想大都是从滚烫的铁轨上起飞的。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全国春运看铁路”，这句话成为每到春节前后人们提起最多的一句话。
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你无法找到和八十年代的中国春运类似的流动人口的快速迁移。在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春运工作，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快速迁移。中国的春运，是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将数亿人，尤其是民工大军转移数千公里。
平日里，铁道部，这个中国大动脉的“心脏”就在忙忙碌碌中不停的跳动，从八十年代末期，每到春节前后，这颗“心脏”就跳动的格外强烈。办公楼里是安静的，而火车站的站里站外是汹涌的人潮。
铁道部运输局客运营销处副处长 杜欣：大幅度的民工潮，大约应该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就等于是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这些人口大省的民工都开始出来了，叫四面出击。主要的方向实际上还是从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到东部比较发达地区，包括广东省、上海还有北京，原来感觉直通客流，十年前有个八九十，就是相当高峰了，现在最高也已经一百三四十万了。
当春运期间负载过多的铁路被这些寻求希望的外来务工者诅咒上无数次后，拉响的汽笛，激动的心情，和着汗水，伴着隆隆的卡塔声，一寸寸的向城市靠近，年年如此。
这是一双让人怦然心动的眼睛，这双眼睛显得茫然而又无助，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求，他，却在这到城市打工的茫茫人海中，不知道那已完成使命的旧车票，能否为他换来梦中的渴望。
轰轰烈烈地拥挤上火车，心潮澎湃的踏上站台，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民一出火车站，便悄无声息的消失，融入喧嚣的大都市，随之升起的是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朝天门码头的汽笛日复一日的响着已经很多年了，而“棒棒军”名声在外却是从80年代开始。四川盆地的重重大山使得这里的土地不能负载日见增长的劳动力，城市里的需求使得“棒棒军”有了市场。
村民：实际人均耕地只有一亩三左右。
记者：你在家一年大概能收入多少钱？
村民：在家呀，那不行，没什么能做的。
农村里土地的产出，已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的生活水平。“棒棒军”只能利用最原始的体力资本参与城市里的价值交换，尽管这样的交换有时并不等值。
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温铁军：中国人口中将近70%是农民，这些年我们强调扩大内需，内需拉动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使广大农村的消费。相对来讲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我们知道如果把县这个层次算作城镇的话，乡村两极的消费才占整个全社会商品零售总规模的27%到28%，长期以来就维持在30%以下的水平。
我们知道乡村人口将近70% 而乡村的消费不到30%，那不是一个本末到置嘛？也就是70%的人口，消费30%的商品，那内需怎么拉动呢？有人说农村消费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和农民收入上不去，是直接相关农民收入上不去的主要原因 。又是因为农民现在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收入，来源于打工的收入，所以看来农民就业的问题和整个国民经济是高度相关的，确实是难以把它们分开看。
在中西部农村，象徐怀义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当徐怀义终于盼来儿子上学后，四个女儿到了需要就业的年龄，农村的现实让她们不得不离开家去打工，尽管在徐怀义传统的观念里，女儿算不上是家里的劳动力。
记者：怎么没想让她们在家里，帮你们种地？
徐怀义四姐妹的母亲：地少，种不来，没多少地，种不来，她们出去打打工 。
我们很多人是通过电视剧《外来妹》知道打工仔这个名词的。粤语中常用的“打工仔”、“打工妹”来源于香港，打工指的是“劳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用劳动换取工资的含义，与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称谓相反，后者在社会主义修辞学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个称呼，对于出生在农村或许一辈子都在盼望能体会到自己成为工人的农村人多么具有诱惑力。
彩色的城市对于广袤而相对单调的乡村，像海市蜃楼的美景一样令乡村人倾心，纯朴的土地养育了质朴的乡村人，孕育了乡村人的理想，而很多人的理想却在城市，城市对于乡村人，真的就像朝圣者心中的圣地。
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温铁军：到现在是八千万到九千万农民流动，离开本乡本土到东南沿海或者城市郊区去打工，所以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看，我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村工业化，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的非农就业，导致了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黄金增长；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一方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政策出台，促进了农民，大范围的流动打工，形成了民工潮，而东南沿海这一带，它们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外资进入，另一面也得益于什么呢？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大量的低价格的劳动力。
这里是珠江三角洲一间普通的玩具厂，平日里，每隔几天，厂里都会在门口招聘一批工人，这些应聘者来自四面八方。这样的厂子在珠江三角洲很多，而招聘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广东省南海市中美玩具厂厂长 李贤佳：这个厂是1985年开始投产的，当时有300人左右，1986年是800人多一点，一直到现在大概是6000人左右。
有人说，珠江三角洲得以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崛起，除得宜于政策、位置的天时、地利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和”是这些因素的基础，那就是便宜的外来劳动力。
广东省南海市中美玩具厂厂长 李贤佳：在我们厂是以外来工为主，因为我们厂本身工人的比例90%都是外来工，就是说整个生产过程中90%是外来工发挥的作用，在我们厂确实作用很大。
四姐妹出场介绍自己：我是老大徐素丽；我是老二徐秀娟；我是老三徐怀贞；我是老四徐秀丽。
河南徐怀义家的四个女儿都在这个玩具厂打工。她们从事着不同的工种。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业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生产程序是简单和重复性的，只需要时间和没有多少技能的劳动力。对转变就业结构来说，这些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增长，为外来的没有多少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意义。徐怀义一家正因为四个女儿有了这样的就业机会，农村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变。
我们把徐家四姐妹在广东打工的图象资料，送给了大仵村徐怀义家。老两口或许已无数次想象过女儿的生活、工作，惟有这一次，是那样真真切切。和村里人比起来，徐家因为四个女儿的打工，家里吃饭的人口少了，生活显得富足了许多，这也让徐家体会到了村里人羡慕的目光。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丁力：农村有了富余劳动力以后，一个方面，它像一个巨大的畜水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很多，使我们劳动力的成本很低。这样我们加工制造业，搞其它一些行业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很低，价格很低廉，使我的这些产业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农村富余的劳动如果不转移出去对农村是个压力。除了要吃要喝耗费资源以外，另外我个人认为现在这种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没有充分地就业安定不下来它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尽管老大徐素丽和老三徐怀贞是工位是背靠背。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四姐妹并不能见面，
徐怀贞：那怎么说呀，反正除了零花钱，一年能挣几千元钱，四千多元钱吧。当然在家里种地肯定不如这边。
每天吃完饭，老大和老三都会习惯的来看看报纸。也可以到厂里提供给这些打工妹的电脑机房学习。这在农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丁力：他们在家里面实际向农业的深度广度进军，也有很多的事可干。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观念变了，他觉得在城里除了打工以外，很重要地，他很想往城市文明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沟通了城乡，是信息互动。而且把农村中一些好的东西带到城市，同时把城市中一些好的精神文化，一些知识带到农村。
尽管在这里的收入比家里好，但是四姐妹在一起时总爱议论的是以后回家做什么。他们知道要融入本地是很难的，这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他们这些打工的人就象“钟摆”，在城乡间摇来摇去。
徐怀贞：做点儿什么也好吧，反正打工也不能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开个小店也好就是现在不可以，再过几年也可以吧。
尽管只是小小的官窑镇，在夜晚一条条灯火通明的流水线上，到处是来自各地外来工的身影。平均每３个跨省流动的人中，就有一个来到广东；每６个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工。这就是被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为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脚手架”。
广东省南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朱伟新：我们南海市整个劳动力的变化过程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就是80年代 80年代是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个高峰期，我们南海大概有30万个劳动力到乡镇企业 ，有大概10万左右的外省劳动力进入南海，这是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高峰期在90年代，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得非常快，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也非常快，那个时候也是外来劳动力，进入南海的一个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南海的外地劳动力达到80万左右，再加上南海的30万农村劳动力，现在大概是110万。
彻夜不息的霓虹灯，高楼大厦只冲云天，人海人潮涌涌茫茫，广告彩画闪闪烁烁，那一刻，其实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随着大众的步伐拥向城市打工。
在广东的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这样徘徊在招聘栏前的农村青年。尽管广东对外来工的需求很大，但随着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今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与最初的发展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成为打工者一道必须逾越的“门槛”。
外来务工人员：反正现在工作很难找的，男孩子没什么技术很难找工作。
面对赫然在目的招聘启示中的学历要求，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外出打工的民工也越来越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现在城市里有大量的中等职业学校，很多的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正在走下坡路。原因是很多的城市青年更多地想上大学，另外一方面社会上实际上需大量的蓝领工人，通过训练的蓝领工人，我们提出来能不能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重点从原来招城市青年，扩大到招一部分农村青年，经过培训再进入城市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批量的、有培训的、有规范的进入城市的市场，减轻他们进入市场一开始的磨擦。
平洲电子厂的员工总是要在天还没有亮就要赶到厂里，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是一间生产电子元件的企业，它对员工的要求，除了心灵手巧外，还必须具备对电子元件质量优劣的判断，在这样的厂里，对员工知识水平的要求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何慧芹是1999年进入这个厂的，从江西老家来之前，何慧芹已经有了大学专科的学历，这在打工妹中已经是风毛翎角了。而进厂后，何慧芹才发现，她所具备的知识远不能使她成为一个白领。有很多打工者和何慧芹一样已经不仅仅把打工挣钱做为唯一的目的。
外来打工者 何慧芹：每一个员工来到电子厂，都是要从基层开始干，做员工的那段时间确实是体会很深，而且也留过泪，就觉得很辛苦，熬过那一阵之后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锻炼 通过自己自身的努力一直做到今天。
通过自己的努力，何慧芹如今已是厂里的中层管理者，管理着一条生产线的生产。但是大多数外来工们没有太高的文化，这是一个现实，打工者希望通过打工学习来自城市的任何新的事物。这也是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要求。
外来打工者 何慧芹：在这个地方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在沿海地区，包括学历各方面你的能力，竞争都是比较激烈的，在我们厂同样也是这样有能力是会被得到认可的，你能不 适合做这个岗位也是需要得到评价的。
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外出打工的民工越来越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而绝大部分民工用挣来的钱增加教育投资。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自己永远在农村的命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张小建：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因为农民现在还有土地，但是相对的剩余劳动和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现在是越来越多。富余的劳动力实际上很多是就业不充分的，比如像一个农民一年现在五六个月甚至三四个月干农活儿，剩下大部分时间只能出来打工，解决他们的出路。要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进城务工的城门不能是关闭的，而是要通过现有的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
城市与乡村风景画里的人物各不相同，城市人觉得，如果把乡村风景画里的主角移到城市风景画里，就会显得与画面格格不入，杂乱无章。尽管如此，这种融合还是不可避免。大量富余劳动力给城市建设注入了活力，那么农村呢？这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话题……
（编导 程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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