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要为了公共卫生而剥夺个人的权利？”艾滋病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它的神秘不可解、它的传染性、以及它与“性”这个道德的“禁区”之间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系，使它从一开始被打上了重要社会问题的烙印。艾滋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们正在如何看待他们以及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们……采访完艾滋病人以后，我们接着去找到了社会学家李楯。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律师，受聘于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担任顾问。
艾滋病正在考验价值取向
我国现在公布的官方登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为28133名，而官方还公布了一个专家估计的数字——60万，这其中相差了20倍。这种数字的高度落差意味着还存在大量未知的感染病毒的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谁？他们还会感染多少人？我们对此无从所知，但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谈到艾滋病问题时，李楯表现得相当焦虑。
艾滋病的出现使得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考验，那就是我们要不要为了公共卫生而剥夺个人的权利。就像现在，美国经历了“9·11”事件，是否要在所有的公众家里装上监视器，窃听器，侵犯公众的隐私？在艾滋病的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是能不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李教授指出，如果每一个病毒携带者不传播一个以上的人，这个病就能控制住了。但控制不是强制，是要用关怀和爱心来使他们信任你，使他们和公众能明白这种处境没有那么可怕，不造成逆反心理，报复社会。如果使用强制的手段，就是一种歧视。李教授特别强调，如果艾滋病人因歧视遭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那么艾滋病所带来的危害，就决不止于他们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李教授为我们举了关于艾滋病人要在上海结婚的例子：上海有法律规定，如果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要结婚，首先必须告知对方自己有这种病，如果对方不反对结婚，那么政府机关将对他们进行预防的宣传教育，同时不干预他们的结婚决定。李教授认为这种开放与平等的态度有助于控制艾滋病的传染与治疗。
艾滋病误区
对于存在这么多病毒感染者不去看病的问题，李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感染艾滋病的人大部分是边缘群体，他们和主流社会没有什么联系，他们的信息来源狭窄，根本不知道政府关于艾滋病方面的宣传，所以他们很可能不知道是否应该看病或者如何预防。第二，艾滋病往往与贫困和不公正联系在一起，从世界范围内来看，3000——4000万的病毒感染者，其中有95％是在发展中国家；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病毒感染者都比较贫困，无力就医。第三，我国的医疗系统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在农村的很少，不够完善与健全的医疗系统也造成了病人看病的障碍，他们有时无法到政府兴建投资的医院里去看病。此外，社会上歧视的眼光，也使病人害怕病情被公布，不敢就医治疗。
在卫生部公布的疫情分布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是在农村。对此，李教授再次强调了这样的观点：艾滋病是与贫困和不公正现象相联系的，而在农村，这一问题比较突出。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的卖血现象严重，在卖血中又有很不卫生与不规范的恶劣操作，使得卖血的农民成为易感染群体。李教授说，最初的卖血有一些很不卫生与很恶劣的操作。他们把农民的血抽出来，放在一起，然后把血浆提走，把红血球兑上生理盐水，再给你打回去，当时称为“借你多少血，还你多少血”。试想，如果这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教授说，如果社会不公正就会出现相当多的边缘群体。如果有相当多的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你如何告诉他们预防地途径，对他们进行宣传。我们又如何能加强对艾滋病的控制和研究？
消除歧视 让我们关爱艾滋病人
李教授说，艾滋病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怖是因为它的不可治愈。对于公众的害怕心理，他非常理解，因为谁都珍爱自己的生命，谁都畏惧死亡。但李教授说，与其它传染病相比，艾滋病是非常难传染的，而且，在众多的传染病中，艾滋病决不是导致人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我们的公众对这个病了解得太少了，这也是让他们感到害怕的原因之一。所以这就有待于我们的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的向大众宣传一些基本的病理和预防知识，消除畏惧，消除歧视。
李教授认为，我国在对艾滋病的宣传中，总强调性的原因，这其中有着深厚的道德因素。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恋中发现的，后来又有大量性乱者与吸毒人员染上艾滋病毒，这一沉重的社会背景，使这些病人受到社会的歧视。大家总有一种抵触心理：他们不是好人，我关心他干吗？但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而且是一个病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给予弱势群体以爱心，这是最基本的人性道德。
谈及怎样才能让艾滋病人过得更好一些，李教授表示：首先要在法制上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比如对于流动人口，要保证他们能享受同一地区人民的待遇；第二在制度和政策上，政府要给予艾滋病人一定的倾斜和照顾；第三政府应大力宣传，使社会不要歧视艾滋病人，并给他们予以关怀和帮助。
要有社会关爱就要有社会活动，要有社会组织。目前我国在艾滋病方面有一个非政府组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此外民间还有一些基金会，但仍然很有限，还可以大力发展这个组织的空间，使更多的人来关爱艾滋病人。
最后，李楯对今年的WTO部长级会议表示了赞赏，因为会上关于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宣言草案达成了共识。这份宣言草案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制新药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承认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不应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保障公共健康。李教授认为这体现了对人的关爱，因为艾滋病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病，它在发达国家控制的比较好，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药品的价格实在太贵。那么允许发展中国家仿制这些药品就是对个体的关注，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刘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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