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在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我们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地坛医院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艾滋病临床协作组副组长、国际艾滋病协会会员，美国艾滋病内科协会会员张福杰。
找张福杰大夫可真不容易，几次电话预约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查房。最后在医院里“抓”到他时，他正在和几位医师碰头会，讨论病人病情，出门前还几次叮嘱在座的医生们把治疗方案再讨论一下。起初他给我的印象很特别。因为他对我们这些即将要采访他的人好象并没什么兴趣，倒是很关心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他说自己正准备换台新的。言语间的轻松与幽默，一改平日里医生给我留下的不苟言笑的形象，感觉大家都不是外人。我们的采访就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此时此刻我们谈论的是艾滋病——这样一个让很多人听起来都觉得恐惧的话题，我因采访一个曾在何大一教授实验室做研究的中国艾滋病专家而产生的些许紧张也不知不觉消失了。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艾滋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
张：其实开始的时候也很偶然。90年以前中国的艾滋病人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或是在外国工作过的中国人。到95年后，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政府也开始重视。我一直在做传染病的研究，正好又懂几句英文，就在98年被派到了在美国的何大一教授（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实验室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治疗与研究。
记者：您在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心理上有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张：有，当然有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当时主要是对这个病不了解。病人的感染途径是主要同性恋和吸毒，我们的主流社会对这两种行为本身也有看法，而且来到医院时已是晚期，基本上没的治了，过不了多久，长的也就几个月就死亡了。所以我们那时也觉得恐怖。但后来到美国学习之后，我发现除了一个日本病人以外，其他的都比我结实（笑）。我们看到许多真实全面的资料，有了新的认识，也就不再有恐惧的感觉了。无知才会恐惧。
记者：现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要经过特殊的培训吧？
张：对。我们有专门的训练，比如检测前咨询，检测后咨询等。如果你检测出一个病人带有HIV病毒，你如何告诉他就是个问题。有的病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直接告诉他得了艾滋病，他可能立刻就去跳楼。所以我们的培训不光把重点放在治疗上，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心理治疗。同时还有医护人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等等。都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培训。
记者：在医生给艾滋病病人进行更多的心理治疗的同时，医患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张：非常大的变化。现在社会上有病人告医院、打医生的现象，但在我们这里病人对医生都非常信赖和配合。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可以治愈艾滋病的方法，病人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都靠医生治疗和药物的维持。有的病人甚至把医生看作生存的希望。那么病人和医生的这种紧密关系对治疗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您在从事艾滋病的过程中有没有压力？主要是来自哪方面？
张：有。但压力不是来自家庭，也不是这个工作本身。而是艾滋病目前的蔓延情况让我很担心。现在艾滋病毒全球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有1400万死于艾滋病，我国去年的感染率上升了30％。被感染者中有40％是妇女，而HIV病毒传染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母婴直接传染，也就是说这些妇女的小孩都会感染。如果一种传染病在人群中占很大比例，就会威胁整个人类，这是从医学角度讲。另外从社会角度讲，如果我们健康人对这些病人不接纳，不关心，这么一大群人出现反社会的情绪，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要在做好预防的同时，也要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这些病人。
记者：今年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防治艾滋病，你我同关注”（I CARE，DO YOU？），作为一个医生，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张：我觉的现在到了一个大家必须都要关注时候了。就象我们的环境一样，如果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最后不论是疾病还是自然环境都会报复我们人类的。政府、媒体、团体、医护人员、病人、家属、普通人，我们都要正确认识艾滋病，接纳和关心艾滋病人。这样就会使健康人不会得艾滋病，来自社会各界对病人的爱心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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