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子]袁家军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22日 13:42)

　　CCTV.com消息(东方之子)：他是打造神舟飞船梦之队的总指挥，他喜欢挑战极限追求完美，八载风霜磨炼,白了少年头，航天少帅终于笑到了最后。

　　袁家军 41岁 吉林通化人，

　　“神舟号”飞船系统总指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第十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人称“航天少帅”

　　这里是北京航天指挥中心，袁家军在神舟五号发射的当天下午就赶到了这里，他在这里连续盯了十几个小时，直到飞船安全返回到地面。

　　张恒：在飞船的运行的几个阶段里，你最担心的是哪一个？

　　袁家军：应该说最担心的还是返回段。

　　张恒：返回段你担心什么？

　　袁家军：因为返回段，时间非常短，而且事件一件挨一件，我们叫时序，各种时间的时序，有的时序是在毫秒间的，几十毫秒、几百毫秒，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问题，事件可能会迅速的蔓延可能来不及处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载人航天出事最多的，一个是上升段，一个是返回段。所以返回段就是事故一旦发生，它迅速扩展，我们来不及处理，有很多情况下，比如我们载入以后，在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段我们叫黑障，天地的联系就中断了。

　　张恒：多长时间？

　　袁家军：大概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如果船内要发生问题的话，地面是不知道。

　　张恒：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有预案吗？

　　袁家军：我们在船内也设立了故障对策，我们在有主要的比较常见的故障，可能发生的故障我们都有对策,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超出了我们设计故障范围内也很难

　　张恒：那个时候考验什么呢？

　　袁家军：应该说只能是靠飞船自身的设计的故障对策，自动地来执行判断和处理，外界和地面的干预已经不可能了。

　　张恒：飞船在七大系统里，可以说是最复杂的系统。

　　袁家军：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张恒：设计到多少个零部件，多少个结点？

　　袁家军：应该说我们飞船系统的每条船的装船设备的不一样。

　　张恒：比如今天的“神州五号”？

　　袁家军：“神州五号”我们装船的设备有696件，装船的元器件有八万两千多只，光是飞船上的电子结点就有七万多个，软件也有七十多万条，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最复杂的航天器。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03年10月8日是神舟五号飞船转场的日子。尽管这样分别的时刻，袁家军已经经历了四回，但这次神舟五号的出征还是让他心情激动而紧张。

　　张恒：今天的转场意味着什么？

　　袁家军：意味着神五发射进入倒计时。

　　张恒：状态怎样？

　　袁家军：神舟以来最好的。到发射场后没出现任何问题，大家状态好。

　　张恒：此刻心情怎样？

　　袁家军：又是盼又是紧张。

　　10月8日上午11时神舟五号飞船和火箭顺利实现对接。

　　10月11日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缓锾驶向发射塔。

　　张恒：“神州五号”和“神州四号”相比，状态完全一样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改进？

　　袁家军：应该说状态是不一样的。

　　张恒：最根本的不同在哪儿？

　　袁家军：最根本的不同还是因为上了人，所设计的状态的变化。“神州四号”应该说软件和硬件基本上达到了上人的标准，但是“神州五号”以后，一些人控的有关就可能被激活——因为人作为一个产品进入到太空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有关活动，那么对飞船内部的状态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仓内的温湿度，就是一个动态的，因为人要发热，要产生湿。还有一些在人的范围之内，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活动都跟船内不一样。所以这一点现在我们是要考虑最多的，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张恒：假如说航天员在天上运行遇到了故障，比如他解决不了，你们就在地面上指挥？

　　袁家军：对，应该说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对飞船状态进行监控，像包括自动系统通过地面的遥控切换，包括通过航天员的干预来进行切换。

　　张恒：如果说航天员也干预不了，他也处理不了？

　　袁家军：那就是自动系统来干预，第二就是通过手动操作按钮也可以切换。如果自动系统完全失灵我们航天员靠自动的手动也可以完全处理。

　　张恒：也可以安全？

　　袁家军：对。

　　唐家岭 北京航天指挥中心 袁家军观看“神舟五号”回收实况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胜利返回地面，航天员杨利伟安然无恙。

　　遨游太空是袁家军从小的梦想，中学毕业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是报考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1987年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硕士毕业后，他先后参与了资源一号、资源二号、实践四号卫星的研制。1995年袁家军被任命为神舟一号飞船系统第一副总指挥，当时他年仅33岁，很多人都怀疑这位年轻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指挥这一中国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复杂浩大工程。三年过去了，袁家军和他的飞船队伍在神舟一号飞船研制上的表现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第一次打上天的神舟一号飞船，竟是一艘没有经过初样阶段直接由试样产品改造而成的正样产品，而当时留给袁家军他们的改造和实验时间只有十八个月。

　　张恒：听到这个时间限制，当时你自己担心吗？

　　袁家军：应该说没有底，没有任何的底，但是我们经过大家一起研究，认为我们如果一切做得好了，如果抓得得当，把技术工作和各项工作都能够安排得科学，有这种可能，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做了。我们就从决定的第二周开始，每个礼拜六我们就要搞全系统的调度会，在这个会上，我们要把过去一周的进展的各个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回顾，对于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情况，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于遗留问题，谁、什么时候来解决，谁来配合，用什么保障条件来配合。这样一连着一过就是68周，我们连续进行了68周的调度会。

　　张恒：发现的问题多吗？

　　袁家军：至少有将近三千多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出现问题不过夜。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和我们其中的很多同志，除了这个调度会以外，我们还在不同的现场，大型实验现场也好，生产的现场也好，我们都是在需要协调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在现场。在68周的时间里，我们一共进行了三十多次的系统级的大型实验。

　　张恒：这在过去有吗？

　　袁家军：应该说没有，应该说我们大家普遍都有一股劲，就是一定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实现99年的目标

　　张恒：这十八个月是在什么状态下度过的？

　　袁家军：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紧张。

　　张恒：紧张到什么程度？

　　袁家军：应该是没有休息，白天和晚上都在工作，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包括我们99年春节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大家半夜吃夜宵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验大厅里有将近100个人都在加班。

　　张恒：最后飞船上天之前，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袁家军：应该说没有遗留的问题，在发射的11月20号发射之前，我们召开指挥部会议，那个时候我们所有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了。

　　张恒：经历了120天，“神州一号”顺利返回的那一刻是非常激动的吧？

　　袁家军：第一个感觉就是如释重负，非常疲劳，但是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激动。当时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张恒：流泪吗？

　　袁家军：没有。

　　 “神舟一号”发射实况

　　神舟一号的成功，大大加快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进程，袁家军也赢得了“船老大”的外号。2000年4月，袁家军又被任命为神舟飞船系统的总指挥，面对已进入倒计时的载人航天目标，他身上的压力更重了，他要求科研人员做一切设计和试验都要有“载人安全意识”，全力以赴，精雕细刻，把每项工作做到零缺陷。但是2001年底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前夕还是出现了袁家军意想不到的问题。

　　张恒：当时发生了什么？

　　袁家军：我们在返回仓的测试过程中，就发现我们船舱的密封插头有一点不通，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我们按照归零的要求进行举一反三，对于所有的插头进行检查，同时把这个不通的插头拆下来拿回去做分析，船上检查的情况应该说还好，就这一点不通，我们有一千多个点。

　　张恒：可以放过去了？

　　袁家军：但是我们按归零的标准，在家里要把不通的机理说清楚。

　　张恒：就是把它为什么不通说清楚？

　　袁家军：对，这个时候从家里传来的机理分析感觉到，问题是很严重的。

　　张恒：严重到什么程度？

　　袁家军：因为这个机理的结论就是从设计上和整个生产工艺上就存在着可能导致不通过的缺陷。

　　张恒：结果是怎么样的？

　　袁家军：如果说严格按照我们归零的要求，不但要把这个插头换下来，重新生产合格的，而且还要整个飞船上的，我们72个类似的插头全部要更换。

　　张恒：就是说要把船上的相关的全部拆下来？

　　袁家军：对，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手里没有合格的产品，如果要换，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设计、生产，然后再进行飞船上的更换。这样一来需要再紧张就是连续的工作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张恒：那么在这个时候等于说是需要做出抉择了？

　　袁家军：对。

　　张恒：当时有什么意见？

　　袁家军：实际上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机理虽然存在但是它不通也是有概率的，因为毕竟船上有一千多个点就这一个点不通，其他点都是通的，所以我们在设计上还考虑了备份，认为这样如果发射也不一定出事。另外一派意见就是说“神州三号”是离载人飞行非常近了，我们只有圆满完成了“神州三号”和“神州四号”的任务后，才有可能实现“神州五号”的首次载人飞行。那么这样“神州三号”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应该是不带问题上天的。

　　张恒：当时你的态度更倾向于哪种？

　　袁家军：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非常严重了。我们载人航天有很多风险，但是我们大家很多人感觉到不能冒险，必须稳扎稳打，确保不带问题上天。当然这个也是经过非常激烈的斗争，撤回去，我作为总指挥，整个今年的计划不能完成。

　　张恒：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从你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工作的成本，而且会丢面子？

　　袁家军：应该说是丢面子，因为那时候我们除了飞船还有我们的其他系统也进入了发射场，那个时候撤回去相当于今年的任务出现了重大挫折。我感觉就是大家对于真正载人航天的零缺陷的意识，还不够统一，我们必须要利用这样发生问题的机会，来彻底查找我们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足，从而使我们整个上一个台阶，来面对今后更加严峻的考验。

　　回到北京，袁家军在航天集团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他和很多同事都被扣发奖金。知耻而后勇。三个月后神舟三号飞船再次被运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插头事件已经让质量零缺陷的意识深入每一个人心中，中国航天的梦之队真正成熟了。

　　从神舟一号拼搏到神舟五号，八年时光过去了，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双鬓。每当疲惫的时候，袁家军喜欢听马勒的音乐让自己放松，袁家军认为马勒的音乐，既复杂深刻又催人振奋，像一首激昂的航天交响曲。

　　张恒：这次的“神州五号”他其实是个重要的标志，载人才刚刚开始，未来应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于你而言,回顾这八年，你的感慨是什么？

　　袁家军：应该说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精力最充分的时候，做载人航天的工作，就像我当初，领导跟我谈，让我从事这个工作。在我选择的时候，我当时想，我这一生能够做好这一件事，也是值得的。所以现在，应该说，虽然我们付出很多内容，虽然我们头发变白了。但是这一切非常的值得，也会留下最完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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