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邵一鸣：艾滋报告

　　解说：艾滋病病毒被发现已经有二十年时间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能够彻底杀死艾滋病毒的药物，但是始终没有显著进展。

　　记者：实际上面对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以现阶段的水平，艾滋病能治吗，有治吗？

　　邵一鸣：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

　　记者：所有的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死亡率是100%，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邵一鸣：原因是当时没有药的情况下，它的死亡率是100%，而有了药的情况下，他的死亡率在我们已经治疗的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的死亡率已经大大地下降。在进行过治疗的国家，我们知道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篮球明星埃文·约翰逊，他带着病毒打篮球又打了很多年，像这样的例子，非常遗憾的就是，过去只发生在发达国家，没有发生在中国。

　　记者：决定的因素是什么？

　　邵一鸣：决定的因素是科技能力。就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没有把这个药最先研制出来，那么西方国家研制出来了，它还有不合理的专利保护体系，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用得合适，它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但我们说要把它用偏了，那就阻碍。在艾滋病上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美国的病人已经不死亡了，已经十年了。

　　记者：但是它不能叫治愈。

　　邵一鸣：这就是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样叫治愈，实际上老百姓感觉就是说我非得斩草除根，才叫治愈，实际上医学上，只要能把疾病控制在不作乱、不捣乱的情况下，就是医学意义上的治愈。

　　记者：我们现在能做到吗？对于艾滋病？

　　邵一鸣：对艾滋病我们可以做到。像几个特殊的病人，我是在国家开始这些工作之前，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治疗了六位病人现在已经六年了，他们生活得非常好。

　　记者：用什么方法呢？

　　邵一鸣：也是这种联合药物治疗方法，或者是老百姓叫鸡尾酒的方法，也是用的进口药。

　　记者：费用呢？

　　邵一鸣：一个病人当时的费用是10万到11万一年。

　　记者：一年？

　　邵一鸣：对。

　　解说：鸡尾酒疗法虽然能够阻断病毒的复制，遏制病毒对免疫系统的损害。但是发达国家药厂的高额定价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患病者所无法承受的，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制药企业开始有选择地仿制一些鸡尾酒药物。

　　邵一鸣：他们已经生产了四种、五种药物，一共五种药物，国家药检局也很快的在快车道把它批准了，即投入了市场，而这种药物一年三千多人民币就可以治疗。

　　记者：所谓鸡尾酒疗法是不是每个人用的药物是不一样的，还是都是一样的？

　　邵一鸣：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药、有二线药、有首选，是一个对多数人会有效的方案，假如这个人，特定的这个病人，对这个方案反应不好的话，可以换另外一个，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生产的防治药只有五种，而国际上的艾滋病药物有二十多种。国外医生的选择的余地就非常大。

　　记者：为什么不多生产？

　　邵一鸣：由于一个专利保护的问题，我们现在生产的药物是专利已经过期的，都是最早的那批药和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的，由于这些药物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有一些，当时也考虑到中国可能是疾病病人还不多，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只是这样一些药物。

　　记者：但是我听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正在仿制，而这种仿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可的，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邵一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厂家具有很强的仿制药能力，他们已经在过去若干年当中生产了大量的这种药品，那么提供给各个国家，包括在这场你刚刚提到仿制药的全球的推动，使得世贸组织通过了两个条款，一个叫“强行仿制”，第二个叫“平行进口”，前一个条款讲的是，对于挽救生命的药物可以不受专利保护，主权国家认为我的疾病流行非常严重，我政府有责任来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你可以宣布进行防治，国际上是认可的。第二个，你没有这个能力的国家，你可以使用“平行进口”，第二个条款，就是说你可以从非专利厂家那儿去进口药物，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水货、仿制货，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是允许的，而我们中国呢？我们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在推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印度的一个仿制药的生产厂家叫CIPLA公司，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当美国、欧洲的厂家卖几万美元的时候，他卖几千美元，当他们降到几千美元的时候，他降到几百美元，就带动了西方药厂降价的因素之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国际社会对艾滋病，对挽救生命的重视，推动使得西方药厂也要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所以说他们同意降价，还有通过这样两个条款。但是我认为单纯的降价，我们现在的话，从我刚才提到10万到11万，进口的药，现在降到两到三万，两到三万对中国是承受不了的，对非洲更是承受不了的。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从我们的利益，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说，我们应该走强行仿制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