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会客厅》2003非典记忆(1月1日播出)

央视国际 (2004年01月01日 23:31)

　　CCTV.com消息：2003年离我们而去，回头看这一年的时间，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马上想起两场战争：一场战争在远方，有硝烟；一场战争在身边，没硝烟。

　　

正是因为在我们身边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真实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回头的时候，恐怕记忆都是特别深。而且人们在一生之中可能会时常想起这个特殊的年份。

　　今天《新闻会客厅》请来了三位客人，他们三个的名字与我们那一段记忆紧紧联系在一起。第一位是钟南山院士；

　　第二位是吴海涛，这个名字可能不熟悉，但是说他是8月15日那一天北京最后出院的8名非典患者的话，您可能一下子就觉得，“哦，我知道”。

　　第三位是贺延光，《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是他在国庆观礼中拍下了《小平您好》那张照片，为我们记下了那么生动的画面。而今年非典的时候，他在地坛医院拍了大量照片，其中尤其是地坛医院抢救丁秀兰医生的整个过程，直至丁医生去世，他都记录下来了。

　　记者：延光兄，如果要是从观众的猜测或者从我的猜测，可能都是这样一个记录，记者每天面临很多的事情，一个新闻事件一过去马上投入下一个事件，这是不是意味着离开地坛医院之后，你所有的生活跟非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贺延光：不是，非典在我的采访中，可能我永远都忘不了，刻骨铭心。这一段天凉了以后很多人都担心非典会不会重来，很多朋友也问我，好像我采访了一次我就有什么经验一样，很多人都问。

　　记者：你一提起这个话题很多观众朋友很担心，新加坡一例没太担心，到了台湾这一例，大家突然很担心了，现在似乎也有不同的声音，同样也有专家认为有可能再来。但是我注意到您的声音说，在那么大规模的来根本不可能了，几例有可能，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的这种判断？

　　钟南山：那么我还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任何的传染病不会一下销声匿迹。但是不会形成一个大的疫情。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所谓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那么有这么一个基础，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的话，我不相信它会有大规模的疫情到来，不会的。

　　记者：有了您的这一番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更放心地回忆我们经历的那一段日子，有一个问题是共同的。在你们三位的记忆当中，非典的那一段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记忆呢，先从海涛说起，如果一提起那段日子，您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样？

　　吴海涛：是一个恐慌吧。我出来以后写了一段东西，我得病前，就是我第一次把SARS作为一种疾病输入我的意识的时候，它已经在神州大地流行了，那时候非常紧张，工作也没有心思，大家每天都在传播各种小道消息，我爱人也是，从放假回家，在家里边每天给我汇报，抢购这个抢购那个，我还笑话她你不要这样，过两天我就进医院了。

　　记者：医院里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因为在这四位里头，你是唯一一个以患者的身份经历了那一段日子。

　　吴海涛：我的感觉是最深刻的。我是5月27号，从朝阳医院转到宣武医院，因为病加重了，加重以后我非常沮丧，躺在医院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很多幻觉。因为什么幻觉呢？就是自己心情特别无助，感觉到这个事，因为那个时候医生好像对我也是盲目无措，不知道怎么办。

　　记者：抛弃了？

　　吴海涛：不知道我病情怎么样，因为我最依靠的是医生，但是看到医生很无措的神情时，我就被抛弃了，没有任何帮助。这时候我感觉到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的是一身从头到脚全是白衣服，连眼睛都是用了厚厚的眼罩，他们在我心目中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概念，他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护士，可能就是一种天使，他们就在我身边忙来忙去，就像天使一样飘来飘去。

　　记者：无意识中像幻觉。

　　吴海涛：那时候就是幻觉。

　　记者：那么长时间住院，尤其是你成为最后一批出院的患者，内心的压力多大？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出院了。

　　吴海涛：特别到最后，当然我的同事都安慰我，说你都熬到现在了，就像孙征说得一样，都熬到现在，你就熬到最后一个，你不是第一个就成为最后一个吧，反正还能被人记住。但是到最后，我记得北京宣布双解除的那一天，看电视时，我那一刻感觉到，我挺为北京骄傲的，但同时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消失了，但是我感觉我是这个战争的一个断后者，在战场的一角还和敌人死搏那种感觉，好像大部队已经不理我了，一瞬间的感觉。

　　记者：我听说你创造了一句名言，当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闻到大街上的汽车尾气都觉得特别好。

　　吴：是是是，当时我出院以后第一天我爱人就说你想吃什么东西，我说你看着办吧，她就带我去了。我就被她带着，就跟一个母亲带着小孩一样穿过马路，然后走到餐厅里边，她给我点菜。我觉得我必须仔细地观察她，因为我已经很久不适应生活了，我看她的一举一动，我看她怎么，我说我在里边呆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外边都改变规矩了。我觉得出来以后那种好奇心，那种急切地融入社会又害怕被这个社会抛弃的感觉特别强。

　　记者：这张照片当时很多的媒体都用了。是在抢救丁秀兰的时候，这是丁秀兰医生的手，这个手你当时叙述她救过无数的人。

　　贺延光：你知道在医院里边，转到地坛医院的很多病人，从人民医院转来的，那些病人的病例也转过来了，就是丁秀兰签的字，就是她接诊的病人，但是她是一个挽救病人的手最后松开了。

　　记者：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还不是这张照片，是这一张，病人已经不幸去世了，一个医生特别无助和沮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哭，是不是在骂自己。

　　贺延光：一个礼拜以后我见了这个郭主任，我当时拍了他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后来在饭桌上聊天，聊完了他还以为我是别的医院的医生呢。因为有很多医生来支援。一个礼拜之后我才找到他，我就问他，我说郭主任，当时您是不是也掉泪了，他说能不掉泪吗？他说你知道我们那个刘子君大夫，一个麻醉师忍不住了，跑到走廊里失声痛哭。死者的孩子就在隔壁的隔壁，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画面给我的感觉，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

　　记者：这个死难者他后来的故事，他的家庭故事，你是否也了解？

　　贺延光：非常了解。他大学是学医的，他在班里边是个班长，他的同学都是在北京市卫生系统的骨干，大家都动员起来要为他想办法，但是你能想到吗，就是住不进医院，一张病床都没有。最后好不容易地坛医院挤出一张病床，他说让我儿子先进来。

　　记者：他儿子也得了？

　　贺：他儿子。他儿子最后治好了。但是这个故事是非常悲伤的。

　　记者：钟大夫，你经过非典之后，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刚才我们在放这张照片的时候，您一直都没有看这张照片，而且感觉是有意识的。

　　钟南山：我很理解这些大夫当时的心情，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但是没挽救过来，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记者：很少有人知道那段时间钟院士的家庭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当时感觉所有的人都需要你，那个时候我想家人也需要你。家人当时是怎么看待你？

　　钟南山：特别我记得是在2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我因为连续大概有38到40个小时没睡，那时候我病了。左上是肺炎，也发烧，首先可能考虑是非典。在家里边治疗，她也一直在照顾我。不过我自己看，因为我经过了，打3、4天的点滴之后，再一复查没了，所以我想不是。因为非典不会那么重的，所以我想不是。但是这个时间恐怕她对我的身体，还有对我的精神上的支持，那是非常大的。

　　记者：海涛，我听说您现在打算要做一个康复者的网站是吗？

　　吴海涛：一直有这个想法，出院以后，我因为想知道自己康复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没有。

　　记者：出来之后是不是别人都觉得你正常了，但你是不是经历了一种新的病患，包括你观察你的病友？

　　吴海涛：有。我这个心理上的不仅仅是对患者个人，包括对患者的家属，因为在我身边有很多和我一样年轻的病友，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父母又重新投入了一个抚养孩子的过程。本来这个孩子可以走出校门走出社会了，但是因为这个病重新失去了工作，或者重新失去了健康，重新需要这些父母的关心和关注。我觉得他们这时候，一个人的，他的身体的苦痛在他母亲那儿它会加倍的。

　　记者：所以你办一个网站很想跟这些人交流，因为他们心里需要。

　　吴海涛：康复是两方面的，这个网站想提供一些治病的信息，更多是想提供大家一个交流、倾诉的场所。

　　记者：是不是有时候还有一种恐惧呢？现在？

　　吴海涛：是一种不自信吧。现在因为身体的机能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好像稍微咳嗽、发烧都觉得……

　　记者：比别人的担心程度大好几倍。

　　吴海涛：对。

　　记者：因为非典花费大吗，能不能负担？

　　吴海涛：因人而异，病情不同，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不同，工作环境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依我个人来说，我目前还可以。但是在我身边接触的很多人，有的是夫妻双方都得了，但都是下岗职工，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我觉得真是需要关注，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他们不是医护人员，他们就是病人，他们病愈以后没有像医护人员一样从战场归来的欣慰的满足感。同样他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向某某部门申请各种补助，他们就像普通的病人一样挂号治疗，需要更多的精力。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真的。

　　记者：海涛说完，我也想到刚才您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这一切仿佛还没结束，我在想这不仅仅是你作为一个传媒人的敏感，是不是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很多例子触动你有这样的看法？

　　贺延光：是，一个是从医学专业上来讲，专家们还没对SARS的成因有一个最终的说法，还在这个过程之中。有的一个家庭一下去世了好几个人，我就想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对这样的家庭，当他迎接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心境跟我们可能不一样。我们应该想到他们。

　　再一个，我总觉得，等这个事情完全结束以后，我们真应该给所有的死难者、医务工作者、普通的病人，给他们一起立一个纪念碑，把所有死者的名字刻上。因为SARS对我们来讲不光是一场疾病，它对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健康取向，它真是一次检验。

　　记者：钟院士是否有的时候会想念和思念您的那些病人，不管现在是不是完全都已经康复了，还是有的都已经走了？

　　钟南山：有，有。这个是我们常想到的。因为SARS过后，这一群人我一直在随诊，一直在来看，我很了解他们的心理。有一个老师他好了以后，过了4个月，到7、8月份到我的门诊的时候，他还戴着口罩。我说你为什么还戴着口罩，他说怕传染。我说怕你传染给我，还是怕我传染给你。他说他的心理还是负担很大，因为他是老师，到了学校的时候，其他老师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学生见了他，见到就跑。实际上他出院以后根本没有传染性。另外也看出，不管是社会或者是他个人，心态还没有完全的平衡过来。在香港有人把它叫做SARS后综合征，就像海湾战争综合征一样。实际上这种综合征集中体现在病人本人的焦虑，对一些动静的恐惧，对自己没有信心。

　　这个来说，我想通过这一段的实践，不见得。因为SARS以后不外乎是几种后遗症。一个是肺功能。肺功能，现在我们的最终观察，97％都恢复了，3％是原来很重的，现在恢复是很慢很慢，但是能慢慢恢复。再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但是股骨头坏死，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诊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有的病人好了以后关节疼，有的是滑膜增厚，有的甚至是关节有点积水，那都是SARS以后的一些表现，这不是坏死。另外，有的是股骨出现有些水肿。这个水肿有些情况不见得就是坏死。所以我想应该很严格地来进行甄别，这是一个首先，因为戴上一个帽子就心理负担就很大了。

　　记者：对于2003年，一想起非典马上就会想起那一段日子，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在不堪回首中也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突然诞生了一些好的习惯，甚至就用“诞生”这个词都没错。比如说洗手会洗得非常干净，亲朋好友之间透露一些非常温馨的东西，然后锻炼身体等等。贺兄有没有观察到这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变化，有些东西好像又被我们丢掉了，你觉得哪些东西应该是被留下的？

　　贺延光：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爱应该留下。我知道有一个病人，她和她的女儿她自己跟我讲是有代沟，平常很僵，就是因为她得了病，母女关系大为改善。她给我看她女儿给她寄的一本书，第一页上就写了几个字，“妈妈，我爱你”。这个病人给我讲的时候泪流满面。

　　记者：代沟一下子就消失了。

　　贺延光：后来我出来以后见过她女儿，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可能在一个大的事件中都会受到重新的检验、重新的组合，我们希望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记者：海涛，生活中突然来了一个你原来根本想都没有想到的非典，你也像天外来客一样，在你的幻觉中又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多穿着白衣服的人，你都觉得很恐怖。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你发现你的生活被非典改变了什么？感悟了什么？

　　吴海涛：感悟，我觉得，人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应该非常珍惜它，真的。

　　记者：这是发自内心的。

　　吴海涛：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在地坛住的时候，有一天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因为地坛在我住院不久就开放了，地坛医院旁边就是地坛体育馆，我常到那儿踢球。双解除之后很快就开放了，我还在住院，也许是人的运动器官压抑了很久，所以从早晨7点就有人，晚上10点还有人，吵得我睡不着觉。有人踢球，那种健康的声音对我刺激很大。

　　记者：我们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钟院士在两年前拍的一张照片。说句良心话，现在钟院士的体型水平我达不到。首先我的啤酒肚已经出来了，远远不如他。今年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个报道，就前不久，钟院士奔70去的人了，还在坚持打篮球，从背后看钟院士特别专业的打篮球，绝想不到他是奔70去的一位院士。尤其是经历了非典，您怎么看待健康生命和运动？

　　钟南山：大家更加喜爱户外的活动，更加喜爱运动、锻炼身体，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

　　记者：非典给您留下的感悟是什么？除了科学方面？

　　钟南山：我想刚才贺延光老师说的非常对，非典带给人的是真情和温暖，在那个时候是看出人们是如何互相的关爱。那么这个时候也能看出来，在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互相爱护的一个感情。而且在那个时候，作为我搞医生医务的人，在那个时候也看出医护人员真正的本质。

　　记者：之前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境界。

　　钟南山：很不理想。现在最近的民意测验，在广州又进入一个很不理想的阶段。总的来说，我们政府国家对卫生的投资是很少。而且卫生的资源分布是很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一些医院的费用比较贵，老百姓负担不了。这样的话，同时医院为了生存，它很多要靠自己的经营。所以，这里头会产生很多企业的或者是商业的运转模式。所以，这个单纯是考虑医疗态度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记者：我想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每个人一句话，假设给你一个万能的本领，现在神通广大，你可以因为非典做一件事，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贺延光：我们希望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吴海涛：让社会更多关注那些受害的普通人。

　　钟南山：找到治疗病毒的最有效的方法。

　　记者：如果要是我也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就是让所有的悲剧和错误都能在未来不再发生。

责编：赵玮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