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政绩成“政疾” 代表委员呼唤正确政绩观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6日 15:53)
新华网消息:勤政为民,造福一方;只求虚绩,百姓遭殃。虚假的政绩工程误国害民,令人痛恨;科学的发展观呼唤以人为本的正确政绩观——谈起政绩观,出席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不由自主地就会提高声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工作中;切莫被个人利益遮住了眼,莫让“政绩”成“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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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干部”何以出笼?形式主义的考核为虚假政绩“助威”
“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是安徽省前副省长、大贪官王怀忠非常“出名”的政绩观。“九五”期间,他在阜阳当政,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4.7%,上报数字却高达22%,贫困的阜阳被吹成全省第一。
“政绩”做给领导看,是当前虚假政绩工程泛滥的重要原因。“对上有交待,对下不交待。”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甘肃代表安永红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盲目服从的背后存着私心,逐着私利,“说白了,还不是为了提拔?”
“上级领导爱看啥?往往是统计数字,是闪光典型。于是下面就会有‘把脉的’,亩产七八百公斤的水稻,上报统计时能变成一千多公斤;计算农民纯收入,稻草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注水干部’就这么出来了。只见数字增长,不见生活改善。难怪老百姓说,GDP离我们很远。”河南省科协副主席董庆周委员说。
在一些地方,不少乡村的主路边有“示范田”、城镇主路旁有高楼房,要么是“书记工程”、要么是“县长挂帅”,凡有上级检查、各种评比,这些都是拿得出手的“政绩”。更有甚者,为糊弄上级检查,甚至还出现了“接待专业户”。清华大学教授肖红代表感叹道,在这些人为培植的“参观”项目背后,不知潜藏着“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达标工程”造成的多少危机。
某市公务员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制定一项面向市民的服务政策时,考虑“如何最让老百姓满意,获得方便实惠”的只有44.14%。说起这项调查,陕西铜川市委书记王东峰代表神情严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果我们连封建官员都不如,还怎么谈得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虚假政绩‘助威’的是形式主义的考核。”董庆周委员尖锐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达标”、出“政绩”,将考核指标倒着算,层层摊派。而上级机关的检查,这一票否决、那一票否决,偏偏忘了群众这一票。
“要尽快改变以内部考核为主、上级对下级考核为主的做法,把考核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并增加一条:群众一票否决。”董庆周委员大声呼吁。
穷折腾的结局:“一代官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你宣布打造世界最大动物园,我就要上马世界最大城市公园;一个县建了广场,马上引起一串的县建起大花园。”谈起一些地方官员所作所为,代表委员们的言语中颇有一番苦涩。
“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动辄几千万元几个亿地往里砸,不明摆着是‘政绩工程’吗?”委员说,“老百姓说得好,吃饭穿衣量家当。一些地方的经济实力明显不足以应付这种面子工程,只会欠上‘政绩债’,留下烂摊子。”
还有更要命的:为官一任要有一任的“政绩”。“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会儿是大办乡镇企业、大办科技农业,一会儿又是大办开发区、大办房地产。轰轰烈烈,热闹劲一过,才发现全是穷折腾。最后的结局是一任官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有些地方为了补上这样的黑窟窿,乱收费、乱摊派,加重了群众负担,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莫让‘政绩’成‘政疾’,那些虚招式要不得。干部帮助老百姓办点实事,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木古足村党支部书记木基以布代表感慨万千。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高丽朴代表说,说起“政绩债”准会有干部喊“冤”。比如规划了漂亮整洁的村镇,农民住进了“小洋楼”,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好事”是依靠加重农民负担得来的,只会被老百姓骂作“驴粪蛋子外面光”。
对这位代表的说法,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代表表示完全认同。这位留学归国的博士痛心地说,一些中小城镇建设明显超前,比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城镇还要好。但这种表面的繁荣,造成的却是大量失地农民。“不切实际的城镇化导致顾此失彼,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化,又没有社会保障,造成社会不稳定。这绝对不是全面建设小康应有的路子。”
“社会主义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大事首先得是实事,能为人民群众造福,不是为了某一任政府、某一个官员为自己摆功论好。爱摆花架子的干部,不配领导群众。”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代表说,“要通过政务公开,加强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特别是各级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对搞‘政绩工程’的领导干部大声说‘不’!”
科学发展观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绝不能搞新的形式主义
当“政绩”只与GDP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闹出了许多怪事:为了吸引外资,洗头房也算是个大项目;重污染的夕阳产业成了香饽饽,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一条路挖了修,修了挖,这样产生的效益也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当代表委员们列举出一连串的怪现象时,他们也陷入沉思。由于长期不重视治理环境污染,陕西老煤矿基地铜川曾被称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市委书记王东峰代表说,历史给我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使我们认识到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的重要,而非典、禽流感和一次次重大安全事故,更使我们增强了紧迫感。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王东峰说,“科学的发展观,要通过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实践中去,绝不能搞新的形式主义。”他冷静的话语,道出了许多代表委员的担忧。
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之后,一些地方马上出台了各种新的考核办法,有的甚至将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逐一列出,给下级层层下达指标。山东济南市市长鲍志强代表说:“提倡全面发展,并不是对各级干部考核指标的简单增减,关键在发展思路、执政方式、政府职能的转变,否则难免不重蹈片面追求‘政绩’的怪圈。”
“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是检验一切政绩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董庆周委员说,老百姓盼着我们的干部能出成绩,能为群众办点实事。“领导干部可不能重‘显绩’,轻‘潜绩’,专干‘显山露水’‘作表面文章’的事,辜负了群众的一片期望啊!”
“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孙中山先生的这句名言,今天依然发人深省。“人生苦短,急着当官、出‘政绩’、树碑立传是一种活法,为人民办实事、务实效、求实绩也是一种活法。”鲍志强代表说,“政绩观,折射出的是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分量。”
责编: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