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调查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3日 13:52)

　　半月谈消息：

　　

编前话：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新的世纪，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9300万农民工大军。

　　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已成为我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

　　这是农民工酸楚的心声，他们的社会保障已成为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当务之急。本刊编辑部组织记者分赴北京、广东、上海等地，深入一线全面调研。请看他们采写回来的报道。

　　工伤保险缺位的悲剧

　　2003年11月3日早8点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高仕达陶瓷原料厂1300平方米的厂房轰然倒塌，41岁的姜一鸣被砸成重伤，重度高位截瘫。厂家只出了3万元急救费后就难见踪影，而整个治疗却欠下医院医药费近30万元。

　　记者第一次见到姜一鸣的大哥和嫂子时，姜一鸣正在医院抢救。两个善良的农民扑通一下跪在了记者的面前：“我当时就给厂长跪下过，求他给钱救救俺兄弟。”老姜泪如雨下：“可他就是不给，我抱着他的腿一个劲地求，他头都不回地走了。”为了救兄弟，老姜早已身无分文，靠老乡接济生活。“只要有人哪怕问一句弟弟的病情，我们都会给他跪下，因为我们没钱，这是我们对人家关怀的最好报答。”为着一次又一次的渺茫希望，老姜夫妇一次又一次地下跪。记者见到姜一鸣时，他其实很清醒，还知道和记者说话，他也知道厂子里不给钱，几次示意哥哥把维持生命的呼吸机拔掉放弃治疗。

　　两个多月后的大年三十晚上，街上鞭炮声次第响起，记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在各种祝福声中，姜一鸣的哥哥打来电话说，晚上快8点时，弟弟走了……

　　同样的一幕还在上演。

　　2003年12月24日，安徽庐江县农民周岱兰在上海为雇主家擦窗时，不慎从四楼坠落，腹腔大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好心的雇主及时将她送上海普陀区中心医院急救。虽经脾脏切除和肝脏修补手术，挽回了性命，但一贫如洗的周岱兰根本无力支付巨额的医疗费，更无力筹措下一步治疗腰椎骨折的医疗费用。猴年新春万家喜庆之际，周岱兰却只能滞留在医院，强忍剧痛躺在病床上，内心充满了生不如死的绝望。

　　雇主是一对并不富裕的老夫妇。在周岱兰抢救过程中，他俩始终守在医院，年近60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下跪，恳请他们一定要将周岱兰救回来，并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6000元手术费。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又支付了约2万元医疗费用。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费2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还要花费４万元，老夫妇俩显然已力不从心。贫病交加的周岱兰走投无路，其家属只能要求雇主承担所有费用：“如果不出钱，就把周岱兰送到你家里来。”雇主与保姆之间原来建立的良好感情已荡然无存。

　　医院方面显然也已竭尽全力。在拖欠2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普陀区中心医院还是帮周岱兰办了出院手续，还四处奔波，为她联系有能力做脊椎手术的医院。

　　比姜一鸣幸运的是，周岱兰最终借助舆论的力量改变了命运。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在上海激起了一股爱心热流，一笔笔捐款把周岱兰送入了中国民航上海总医院进行骨科深入治疗。

　　姜一鸣走了，周岱兰留下来了。一走一留，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

　　养老保险，想说爱你不容易

　　面对农民工对工伤、医疗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这几年，全国各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农民工参保办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

　　北京在1999年就出台了《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之后又在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简称125号文件），该《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自招用农民工之月起，必须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参加养老保险手续。”但125号文件发出后，效果并不理想。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朱荣元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了北京市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的现状：“尽管目前这一政策采取了低门槛标准进入、一次性清退的方式，也有很明确的强制力，但这一规定的执行效果却非常不理想，仍然不足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北京房山区，记者在一家拥有20名外地务工人员的饭店采访了老板：“劳动部门来这里找过我，谈到上保险的事，可我认为这也太难为我们了。这些员工流动性太大了，最长的一个在我这里干半年，春节前服务员只剩两个了，有的待上几天，连招呼都不打就自己走了，这让我怎么给他们上保险呀！”老板一脸的苦衷。

　　在与一些建筑工地中的劳务单位接触时，老板工头们大都告诉记者，在北京建筑业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建筑业主要使用的是整建制的外省市包工队，在前期招标时，大多数施工企业就会要求包工队把有关农民工的保险问题自己在原籍就办好。

　　情况真是这样吗？湖南农民工小万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劳动合同。这份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甲方是安徽省阜阳市金来劳务有限公司，乙方则是农民工。合同第六条“保险福利待遇”第二、三款有这样表述：“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的费用应包含在工资内，由本人负责。乙方其他保险福利待遇包含在工资内。”第七条“劳动纪律”一项中又有这样的规定：“如因违章作业造成伤亡事故，其责任由乙方承担。”

　　原来“包工队把有关农民工的保险问题自己在原籍就办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小万指着这份合同说：“当时我们看到这份合同都不敢签，你看看这第六条和第七条，能不让我们害怕吗？他们没有给我们上什么保险，怎么又含到工资内了？但我们没办法，不签字就得走人，最后只好签了。”

　　企业主消极作梗，农民工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血汗钱来之不易，在不明白社保是怎么回事，没尝到甜头之前，保不保无所谓，即使保了也退保要钱。

　　农民工小万对北京推出的养老保险毫无兴趣：“我出来到城里打工的期望可不是想在这里建立社会保险，而是能够干完活后马上拿到钱，回家把盖房结婚时借的钱快点还上。现在打工的工资都不容易拿到，我可不愿意再被扣除什么养老保险了。”

　　和小万一起在北京昌平天通苑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的小袁说话更是直截了当：“我和几个老乡都商量好了，打算写个保证书，就说我们自己不需要参加养老保险，以后也不用和我们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保证以后有事也决不找政府的麻烦。”看着18岁的小袁如此认真的样子，记者一时语塞。

　　采访中，农民工向记者表达最多的就是：“只要给我们钱才是最实在的。”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权威数字显示，全省有1100万参保人员，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记者了解到，广东外来工现已经超过1300万人，农民工参保人员本来就少，但在参保后由于工作的变化而退保现象相当普遍。

　　广州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人声鼎沸，农民工焦急地等着退保。“离开这个城市只能把自己的那部分钱取出来，真麻烦，跑了好远，我晚上要坐火车，你看现在排队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我这里。”在这位农民工眼里，社保就是折腾，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在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队伍排了有100米长，全是退保的。工作人员整天忙碌的是退保，当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苦口婆心地要求企业为职工参保，结果却是企业不高兴、参保人员不高兴，政府工作人员也不高兴。

　　农民工社保：从哪里“解扣”

　　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艰难，除了企业主逃避责任之外，关键原因，一是有些地方没有摸清农民工的真实需要；二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对接；三是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之间存在尖锐冲突。

　　农民工最需要什么？毫无疑问，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钱，出了工伤遭了意外得了大病能有钱治。

　　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就明显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农民工中很多人不愿意享受现在提供的这项社会保障，因为现在农民工的真正需求是能拿到工资，回家盖房、结婚，改善现在的生活状况，而不关心政府对他退休以后工资待遇保障所制定的规定，他们认为与其保障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不如得到现有利益的保证。”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朱荣元处长这样告诉我们。

　　具体到制度设计，现行五大社会保障险种，对农民工而言，哪些该先行，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同志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搞养老保险，而是尽快确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因为从广东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优先得到确立，这种保障项目不存在账户积累与保险关系接转问题，成本亦不高，对农民工是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对用人单位则是符合国际惯例和建立在《劳动法》基础之上的工伤赔偿机制。因此，政府在农民工工伤保险中的责任主要是制度设计和依法强制推行。

　　令人欣慰的是，经历初创的艰难与阵痛后的深思，地方政府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上也更加务实、理性、贴心。

　　2004年1月14日，广东省修订通过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中，最引人注目的规定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都应当为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制订政策。今年北京将针对农民工出台一个可行的保险办法，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目前发布的工伤保险规定，已经将农民工囊括在其中了，对于不重视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企业，政府将强制他们必须参加。北京市的新办法将着重解决农民工不敢生病和看不起病的情况。（本刊记者 王文韬 韩敬山 姜微 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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