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日本--中国统一台湾的另一个障碍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21日 09:56)

　　人民网消息：台湾问题之所以特别复杂和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掺杂着重大的国际因素。所谓国际因素，首先是美国，其次就是日本。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二是领土和领海争端，三是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从战争结束至今，一直未得解决，预计将来也很难得到彻底解决；领土、领海争端时隐时现，纠纷不断，由于中方的克制，这个问题目前尚不至于成为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而随着李登辉“两国论”的出笼和陈水扁台独步伐的加快，台海局势紧张，台湾问题日趋凸现。可以说，台湾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和未来一个阶段中日关系中至为紧要和敏感的问题。

　　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因素，日本人怀有浓厚的“台湾情结”，甚至将台湾视为“不在日本版图内的日本领土”，这意味着日本是除美国之外极可能插手台湾问题的另一国际因素。那么，日本人的台湾情结因何而来？日本与台独有什么联系？日本官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什么？一旦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武力，日本将作何反应？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关注。

　　日本与台湾：因侵略台湾而形成的历史渊源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迫，进而成为亚洲唯一可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日本从此走上了与西方列强一样的侵略扩张道路。而日本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就是隔海相望的中国，对中国的侵略则是从台湾开始的。

　　1874年5月，日本发兵侵略台湾。但当时的日本军力不是很强，在台湾人民的激烈抵抗下，日军损伤惨重。鉴于武力征服难以得逞，日本遂改用外交手段，以在台驻兵和驻地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攫取白银50万两。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通过《马关条约》不仅获得巨额赔款，还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终于实现了对台湾的野心。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回归中国，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侵占台湾的50年里，日本一方面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同时还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台湾人民疏离乃至忘记自己的祖国，淡化和泯灭中华民族意识，为天皇造就顺民和奴才。如，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说日本话；按日本习惯规范日常生活；在学校普及日语；开设日本文化课；大量向台湾移民。尽管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但无可讳言，日本的“皇民化运动”的确造就了一批合格的“皇民”、“顺民”。这些人在日本的卵翼下成长，对日本感恩戴德，甘愿以“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的爪牙。这种人，除了众所周知的李登辉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奇美集团老板许文龙，此人故意混淆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性质，诡称那是“商业行为”；驻日代表许世楷也不甘落后，竟然模糊钓鱼岛主权归属，说什么该岛“距离冲绳和台湾都很近，不能轻易地说是谁的领土。” 汉奸辜显荣甚至公然拍着胸脯对人说：“余自任日本帝国之耳目手足，竭尽全力，死而后已。”李登辉之流所以敢于若明若暗地暴露其日本情结，就在于他们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台湾亲日势力和台独势力的支持。换言之，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日本，李登辉之流并不是很孤立。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日本：台独之源头，台独之襁褓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台湾，但驻台日军中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不甘心投降，于是串联台湾汉奸林熊祥、许丙等人，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以台湾作为日本复兴的基地。但这个计划未能获得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支持。安藤认为不能违抗天皇的旨意，再者台湾民众能否跟着日本走也大成问题。“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因而胎死腹中。不过，仍有少数对台湾依依不舍的日本右翼分子贼心不死，秘密联络一批台湾“皇民”、汉奸，暗中成立台独组织，从此开启了台独的源流。此后，日本和美国就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

　　1955年9月1日，台独分子廖文毅牵头的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与会者百余人，其中台湾人仅40余人，其余皆为日本人。次年，廖文毅让自己炮制的“议会”选举自己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日本右翼分子成立“台湾独立后援会”和“日台协会”，为廖文毅一伙摇旗呐喊，靠着吸吮台湾民脂民膏而暴富的财阀古贺三千雄则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一来，在日本襁褓中发育的所谓台湾“临时政府”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日本气味：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太阳旗上附一轮新月，“国歌”中则含有“世纪的东南风”等典型的日语句式。

　　对于另一个更为激进的台独分子王育德拼凑的所谓“台湾青年社”，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呵护支持之能事。《朝日新闻》驻台特派员近藤俊清根据王育德提供的资料，于1961年抛出《台湾之命运》一书，鼓吹“应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王的台独制造理论依据。另一位日本政论家远山景久不仅提出“台湾人是不同于汉民族的独立民族”，还直接给王育德主编的《台湾青年》提供财力支持。而长期为《台湾青年》撰稿的主要作者，有不少实际上是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如“郑飞龙‘实为日本人池田民”，“宋春阳”实为日本人宗像隆幸，宗像甚至还是“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王育德的代表作《台湾——苦闷的历史》出笼后，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三大媒体和许多小报纷纷发表书评，为王捧场，以致此书在日本再版十次之多，售出4万多册。王育德对日本人的“亲善”、“提携”自然是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台湾青年》不仅使用昭和纪年，文字也使用日文。王还在他的书中公然赞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声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台湾人鄙视日本人，骂他们是‘狗’。‘狗’虽然会叫，也会看门。中国人是‘猪’，‘猪’只会吃，一无可取。”可见，王育德已沦落到数典忘祖，而以当日本狗腿子为荣的地步。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哺育”功夫没有白下。台独之所以羽翼渐丰，终至作大，而今兴风作浪，为祸宝岛，与日本的扶持关系极大。

　　日本官方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与日台关系的现状

　　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其正式的表态，即：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在访华时又对台湾问题作了正式说明：“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有明确表示。作为日本本来就不可能参与或者支持台湾独立。日中联合声明中阐述过的中国只有一个的认识是不变的。海峡两岸问题应由中国人本身通过对话取得和平解决。”

　　一位日本政府驻华官员也表示：“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已经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阐明了基本立场，这就是：‘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完全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立场。我认为日本一直以来都诚实地遵守着这一联合声明中的承诺。然而，在中国仍有些人认为‘日本没有放弃对台湾侵占领土的野心’。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事情了。何况，这种说法也是对台湾人的一种侮辱。……日本强烈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像联合声明中所记述的，另外也正如江泽民主席曾经在关于台湾问题所提出的八点希望中表明过的那样，通过两岸当局之间和平对话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位官员还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过（侵占台湾）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认为，这种想法在与台湾人的关系上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并不认为日本政府的上述表态是不严肃的和没有意义的。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重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拥护。在这一前提下，日本政府基本奉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对华友好人士为增进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而中国政府放弃了赔偿要求等因素，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援助之初，确有借此进行感情和经济弥补的考虑。据统计，到2001年，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26679.9亿日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的优惠低息贷款，年利率为0.79%～3.5%，偿还期为30～40年。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的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到５０％左右。这笔日元贷款被中方用于首都机场扩建、北京地铁二期工程、朔黄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等150多个建设项目，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但这些正面因素并不能掩盖中日关系中日益凸现的负面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犯规”表现在三个方面：

　　日本官方的表态中隐含着危险的伏笔。伏笔所指为何呢？日本人自己泄露了天机。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公然在日本国会公开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官员首次公开发表这种恶毒的观点。对于如此严重的事态，日本政府没有任何澄清更正的表示。相反，访问中国的日本领导人和日本驻华使馆官员，都没有像克林顿那样对台湾问题宣示“三不支持”的立场，只是对中国方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表示“理解和尊重”，而没有表示“承认”；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观点，则压根未曾提及。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很可能搬出加藤式的解释，以便为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非法行径进行诡辩。另外，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能包含这样几层意图：在国际上强化日本的所谓“和平”形象，并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得分；为台独提供政治保护和安全屏障；一旦中国政府行使武力，日本将有理由“被迫”作出非常反应，责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国。由此可见，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的日本人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照例是经过字斟句酌、精心推敲的，这里隐藏着多么危险的伏笔！

　　“周边事态”将台湾包括在内。 1996年4月，日美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界定。次年9月，日美正式出台新的防卫合作指针。随后日本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相关法案。重新界定的日美安保体制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通过“周边事态”的模糊概念将日美“防卫”范围由远东扩展至亚太地区；二是将主要的“防卫”对象由苏联转变为中国。法国观察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美安保条约今后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将是中国。”1997年8月，日本政府重量级人物——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公开宣称：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理所当然包括台湾海峡。1998年5月，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又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这样一来，日本政客就把“周边事态”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渐清晰化了。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的口气比前几人更大。1999年初，此人连续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周边事态”范围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及中国的台湾。时至今日，日本没有一人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出面澄清“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

　　日台关系已超出“民间”性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台关系是这样规定的：在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中国不反对日本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等非官方关系，即民间关系。但是，日方并未严格信守自己的承诺。日台断交后，日本在台设立“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的联系机构。但日台关系表面上的“民间化”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官方化”。为了从政治上拉住台湾，日台断交的第二年，日本亲台议员就组成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后来又成立了“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日华亲善议员联盟”和“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等组织，同台湾展开政党外交。每年“双十节”，这些团体都组团赴台搞所谓“友好亲善”活动。“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竟然把“中华民国国旗”与日本国旗并列悬挂。日台双方官员互访不仅日益频繁，而且级别越来越高。1992年5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居然邀请李登辉访日，后来因忌惮中国的立场而未能实现。对此，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位领袖人物颇不服气地表示：“李登辉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前来日本访问，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以私人访问方式，前来参加京大校友会，并非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不仅表明了邀请李登辉访日的意向，而且隐伏着恶意的潜台词：虽然“现阶段”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日是不可能的，但将来是可能的。小泽一郎在他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居然把日本与台湾称作“命运共同体”，主张积极推进日台“政府间的交流”。1994年10 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批准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1995年下半年，日政府本以协商台方出席APEC人选为借口，派出三名部长级干部访问台湾。台湾方面，“立法院长”刘松藩、“经济部长”萧万长、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等高级政要，均访问过日本。1998年1月，日本自民党要人尾山静六秘访台湾，与李登辉晤谈。4月，日本政府一改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证，其用心之不良已昭然若揭。1999年台湾“9·21”地震的消息一经传出，日本的反应之快异乎寻常。地震的第二天，日本的救援队就登上了台湾岛，比近在咫尺的香港反应还要快。按说，援助台湾同胞抗震救灾本是好事一桩，但联系到两国论和台海危机的特殊背景，联系到台湾当局欢迎日本人的到来，而将大陆救援队拒之门外，这个事件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近年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到台湾活动，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将台湾称为“国家”。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时，也多次将台湾称为“国家”。2003年12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访问台湾，刻意提升日台关系。陈水扁就职后，日本右翼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日华亲善协会”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书，要求加强日台关系，措施包括：迅速就签订“日台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设立“日台安全保障论坛”，提高日台交流级别；积极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等。接二连三的反常消息，使人不得不严重注意日台关系的未来走向。

　　日台军事勾结日趋紧密。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还引人注目的向军事领域发展。2004年3月31日至4月14日，台湾海军实施“康平”水雷作战演习，将台湾自行研制的“万象二号”水雷用于实弹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台军首次邀请曾任扫雷舰长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随舰观察，演习模式也采取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相近的做法。这只是日台军事勾结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日台军事交流日趋紧密，日本防卫厅对于这种交流的兴趣“颇为高昂”。几年前，台湾曾派遣了一个包括三位现役将领在内的军事访问团秘密访问日本，与日本退役将领进行战略对话，总共实施了两次，对话内容除了广泛交换双方对于东亚战略态势的看法之外，也有相当具体的建议，包括双方进行海上搜救演习。双方规划演习以“巧遇”方式进行：台方海巡署舰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琉球海域不期而遇，然后就开始实施演习。虽然这次演习因故胎死腹中，但日方对于日台军事交流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外界对日台关系的议论，日本前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经言之凿凿地辩解说：“日本一直诚实地遵守着在日中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但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却使人不得不提出疑问：这样的“诚实”能叫作诚实吗？

　　一旦中国政府对台行使武力，日本将可能追随美国进行干涉

　　这个预测的根据在于，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如果维持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局面，甚至由此引发两岸乃至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日本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增加中国的内争与内耗，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遏制中国的强盛趋势，有利于日本称雄亚太；

　　——借台湾问题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甚至激化中美关系，引发中美冲突，不仅削弱中国，也消耗美国，日本则可坐收渔翁之利；

　　——以台湾问题作为日美合作的纽带，缓解日美矛盾，从政治、军事、外交上拉住美国，以增强遏制中国的力量，并借此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借台海危机或台海军事冲突加速日本在国防上的“正常国家化”，推动日本安保政策在日美同盟的军事框架下实施战略转型，顺势突破日本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约束；

　　——利用台湾问题作为一张“政治牌”、“外交牌”，以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特别是成全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梦想；

　　——阻挠台湾回归，可以避免中国对台湾海域的所谓“威胁”，从战略上确保日本的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以台湾问题缠住中国，使中国不便集中精力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问题；

　　——两岸的分裂和矛盾的激化，还可以加深台湾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依赖，强化日本对台湾的控制，使日本可以从台湾捞取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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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日本的台湾情结的形成和膨胀绝不是偶然的，以致有些日本人把台湾视为日本的“利益共同体”，对台海局势的关心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恨不得把这个中国的内政问题变成日本的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从日本军界、政界、学界到日本民间，都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各种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和应急方案数不胜数。近年来，日本媒体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几乎泛滥成灾。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危言耸听地宣称：“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冲绳海域和东海将入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日本舰船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海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出入口将被北京完全堵死，日本将只能听北京的命令，日美安保条约也将名存实亡。”“对日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朝鲜问题，而是台湾问题。”（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4月号）有的日本媒体不怀好意地渲染：“台湾被解放军掌握之日，就是日本噩梦开始之时。”日本驻泰国前大使冈崎久彦也声称：台湾若被中国大陆统一，日本将不得不另寻生路。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日本的神经已经同台湾海峡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海峡，将不惜‘奋力一搏’。”

　　在媒体的极力渲染下，日本社会已形成一种倾向性结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不能不管。1997年12月，日本亲台组织“日华文化协会”在东京举办“台湾海峡与安全保障”研讨会，日美台三方均派人参加，会议认为：为确保台湾“安全”，美日必须采取共同行动。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的一份题为《21世纪的日美同盟》的报告也断定：在美中敌对化（如海峡两岸进入战争状态等）并长期延续之际，美国除要求日本提供后方支援外，还可能要求日本参加战斗行动。报告还宣称，远东发生紧急事态时，日美要联手干预。1998年3月，台湾“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同曾任日本航空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自由党参议员、日本议会两院议员总会副会长的田村秀昭就台海危机进行了座谈。当宋问及一旦台海“有事”日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时，田村回答：“我想，那时谁是日本总理很重要。我认为日本应根据‘新指针’对美军进行支援。”日本民间研究团体“21世纪亚洲军事分析小组”的意见也是“应当在宪法和安保条约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与美国合作”，而“不能犹豫不决”。

　　历史上，日本因其野心太大而国力不足，故形成了与强国结盟的传统。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出于各方面考虑，不会自主干预，而将有意做出“被动”姿态，在日美安保体制的范围内追随美国进行干预。从近年来日本官方的表态看，日本介入台海战争的态度将取决于美方的态度和战争的性质。如果台海战争是由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而引起的，相信美方的介入会相当有限，日方也将置身事外；倘若是在台湾未宣布独立的情况下由中国大陆发动的，日本将以《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周边事态法》为法律基础，在“后方地域”向介入台海战事的美军提供支援。这样做，成则与美国同享胜果，败则由美国承担责任。具体的方式，开始阶段将可能是提供后方支援，包括后勤保障、搜索救护、海上船舶检查和财政援助等，随着战事的进行，还可能视情提供武器装备、技术人员乃至暗中派遣少量兵力的支持。近年披露的资料证实，早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日本已暗中向美军提供过多方面的后方支援。

　　中国如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预计日本还可能做出更加深远的反应：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废止现行无核三原则转而制造核武器，其充当军事大国的政策会全面推开，其外交政策也将更加军事化。如果这一可能性真的演变为现实，在世界东方出现一个军事上过于强大的日本，固然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日本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从法律、军事两方面对介入台海军事冲突预做准备

　　鉴于近年来陈水扁当局推动实质性台独愈演愈烈，台海局势日趋紧张，美国卷入台海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日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一项军事法案。三法案规定，一旦某国对日本支援美军的行动提出谴责，并在日本领土附近集结军队，日本政府就可以据此判断为“有事法制”中的“武力攻击预测事态”，并进而启动自卫队作战机制。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制约，可以随时启动战争机制。因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人民解放军只要集结军队，日本就可以视为在“日本领土附近”集结军队而找到战争的借口。

　　在今年5月20日陈水扁宣誓就职之际，日本国会下院趁机通过了７项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围区域发生军事危机时向美军提供支持。所谓“军事危机”显然是指台海危机。这７项法案中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针对向“进攻日本”的国家运输货物的船只，日本舰船有权“检查和限制”其行动。这实际上是超出军事领域的一项举措，意味着一旦某国进攻日本领土，日本军舰可以击沉其民用运输船只；还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海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上述法案，是基于日本军方的一种预测：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它的一份白皮书中提到“Ｘ国”可能进攻“Ｄ国”（Ｘ指中国，Ｄ指台湾），进攻发起后，为防止三面受敌，中国可能会攻击冲绳（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以阻止美日军队从靠近台湾的基地向解放军发动袭击。为此，日本防卫厅甚至制定了“台湾海峡保卫战”的详细计划，规定一旦台海战争爆发，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有可能对中国船只发起猛烈攻击。

　　根据2003年11月修订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日本防卫厅陆上幕僚总监部（陆军总参谋部）还制定了一项向冲绳派遣7200名自卫队队员的计划，以应对台海两岸可能的军事冲突。该计划预测，一旦台海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遏制日美干预，会首先进攻离台湾约110公里的日本宫古、与那国岛、石垣三岛，日本有必要事前在三岛部署自卫队，并把驻扎在日本千叶县习志野市的第一空降旅编为“紧急状况对应集团”，以备“不测”。

　　2004年6月19日，日本自卫队在冲绳进行军事演习，假想“中国大陆军队进攻台湾”演练与美军协同作战。

　　可以预计，类似的军事演习今后还会上演，中国对此必须加以关注和警惕。

　　多方面制约因素将迫使日本不致过深介入台海战争

　　尽管日本有可能插手台海战争，但从各方面综合考虑，日本不会为了在台湾的利益而甘冒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全面对抗的巨大风险。各种制约因素将迫使日本不致过深介入台海战争：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日本的力量绝不足以扭转中国统一的大趋势。

　　——中国政府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获得了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是日本不得不顾虑的国际因素。

　　——日本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考虑和平宪法的约束和日本左翼力量的态度。在现今的日本社会中，虽然主流政治力量的右倾化、保守化日益明显，和平宪法的地位发生动摇，但反对战争、主张日中友好的和平主义思潮仍广泛地存在于各工会组织、共产党、社民党、民主党、普通民众和文化知识界当中，这是不容忽视的。

　　——在外交领域和安全保障体制中，日本仍然处于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在对台问题上也将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全面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日本也不会超出美国的介入限度。

　　——从经济上看，日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也同美国一样远远超过了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中日经贸关系稳定而广泛，且互补性很强，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深刻依赖已是既成的事实。日本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甚至断定：“从长远观点考察，作为日本贸易伙伴的中国，要较之美国更为重要”，并预言将出现“在中国支持下的日本景气”的局面。这一预计在2002年已经变为现实。2002年，在日本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拉动的部分接近一半，超过了美国，并且中日贸易首次出现中国大陆逆差的现象。2003年，日本对中华经济圈的出口总额已达13.7057万亿日元，也超过了对美国出口（13.4130万亿日元）。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3年头11个月，中日双边贸易额已超过2002年全年的数字，达1199．0亿美元，同比增长30．6％，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5．8％。其中中国对日出口532．5亿美元，增长22．1％；自日进口666．5亿美元，增长38．3％。中方逆差达1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8．2亿美元。日本已连续11年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情况都说明，中日两国互有需求，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大。日本媒体也承认：“日本经济出现复苏征兆的背后，是中国的巨大身影若隐若现。”可见，经济因素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和粘合作用非同一般。

　　另外，将中日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地步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不能绕过中国自行其是。即使在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之后，其大国作用的发挥，在多极化时代也将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总之，与中国建立和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和亲台势力不断挑起事端，破坏中日关系，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破坏性因素尚不足以使正常的中日关系发生根本逆转。这意味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不致轻举妄动，否则对日本来说将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日本仍然是中国统一台湾必须提防的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的国际因素。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发展动向和可能反应，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预测性研究，并从政治、经贸、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定对策。比如，政治上要多作日本进步力量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以此对日本右翼力量进行牵制；经贸上，要进一步扩大中日经济合作，加深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军事上，主要是加快发展我们自己的国防力量，尤其是高科技兵器；外交上主要是拉住美国，以中美关系的改善牵制日本。此外，针对日本对南方海上交通线安全特别敏感的心理，可以通过中日海上协定对日本在该海域的正常航运加以保障，从而减少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的阻力。日本民族因本国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危机感，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惧怕两岸统一、中国强大会对日本谋求在亚太地区的所谓“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从小的方面来看，则主要是担心中国统一台湾后会对它的南方海上交通线构成威胁。台湾岛扼日本南下航线的要冲，台湾海域是日本西南海上交通线的必经之路。日本3／4的货船要经过这条航线，每10分钟就有一条日本船只通过台湾海峡，每年经由这里运往日本的货物达7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的90%的石油和99%的铁矿石。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将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生命线”并不奇怪。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考虑与日本及相关各国签署海上航行协定，确保日本等国在相关海域正当的海上交通权益，以法律的形式给相关各国尤其是日本吃一个定心丸。这样做，可以减少我们统一台湾的阻力，同时并不损害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林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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