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原创] 每个艾滋病人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01日 14:09)
“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医生可以劝慰病人,但却无法劝慰社会上所有的人。” “你可以为艾滋病患者一个人做治疗,但你无法治疗社会上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徐克沂医生的话语长久地停留在笔者心头,让人难以释惑。(见《工人日报》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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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现有的文明制度和社会秩序来说,艾滋病是一种完全异己的因素。交往和流动是全球化时代文明的动力之源,但是艾滋病却成为了病毒传播的因子。艾滋病解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要避免它,我们就必须改变某些习惯、某些安排、某些制度,否则没有个体乃至民族可以逃过此劫。
笔者绝非危言耸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告诫说:如果中国有1500万到3000万人感染艾滋病,那么中国经济将毁于一旦。他还表示:“如果我们不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任由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不出十年,全球就会有1亿的艾滋病患者。而这1个亿的艾滋病患者将会导致政局不稳、经济崩溃。” 克林顿的话有数据为证,根据国内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22岁和中国人均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如果预防措施不得力,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数达到1000万的话,这一数字会超过37000亿人民币。
艾滋病的传播将人人卷入利害之中,它的致命性将威胁世界;它必然走着自己的路,强迫文明适应它,它不但要改变个人,也要改变社会,更要改变制度。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最终需要依靠科学战胜之,需要我们从人的活动、制度和文明的根源上战胜之。在目前对防治艾滋病既无有效的治愈手段,又无预防疫苗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只能是从社会的角度,就是人们行为的角度去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要知道,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已经成为了加剧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造成了社会恐慌,甚至损害了国家形象,造成政治危机。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慌,各种关于艾滋病的谣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安全,如2001年年底以来,在天津、北京、石家庄等一些城市发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别有用心报复社会,自称是艾滋病患者,使用“扎针”手段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案件。艾滋病传闻由于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常常被夸大、被扭曲,不但使当地人心惶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造成了的重大影响。1995年前后,关于河南经卖血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问题,经媒体“炒作”之后,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领域,不仅对河南省而且对国家都造成不良影响。此类问题如处理不好甚至会带来政治危机。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经历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全面发展。恐惧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保守的力量。不少学者认为,艾滋病在世界的传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生物原因,而在于致使其在不同地区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未能得到认可和改变。能否正视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并改变或纠正造成其蔓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无疑是关系到能否有效地遏制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因如此,应当同时正视和克服生物和社会两方面原因,而且除了医学界外,其他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参与。
正如徐克沂医生所说,社会上的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其实是来自恐惧,这种因恐惧带给病人的伤害,确实让患者难以接受。如果我们不解决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不但有可能导致红丝带本身意义的衰减,更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防治艾滋病的科学意识。
面对整个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笔者以为,我们必须用关爱他们就是关爱我们自己的态度来面对未来,让红丝带永远充满希望之光。宽容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的理性态度。让我们从减少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开始吧!这也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的必然要求。(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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