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的金钥匙 代表热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央视国际 (2005年03月03日 16:22)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近两天，代表们热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他们说，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

　　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

　　农业――工业的“母亲”。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

　　看看下面一组数据，人们就能体会到这种贡献的分量：

　　――农业税。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农民以税赋形式所作的贡献，几乎贯穿了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税对工业化财力的积累居功至伟。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1953年起，为了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本，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产品统购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农民不但承受价格损失，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农药、地膜等农用工业品。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农林特产税。1983年，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国家决定开征农林特产税。2004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征除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从1983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林特产税1366.25亿元。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有种种无法统计的数字，比如多年来实行的“三提五统”和各种费用，农村义务工等等。

　　农业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的却很少。我国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是高付出，一方面是低投入，这中间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

　　农业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表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贡献看作是国家对农业的“欠账”，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要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

　　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这是我国经济社会无法超越的发展规律。

　　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俞国生代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就像人的脸面，农村是人的“五脏”。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近两天，代表们从各地带来的信息表明，“三农”在2004年画出了一道美丽的上升曲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幅度，都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代表说，浙江省去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上年的2.43比1缩小到2.39比1，这是8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缩小。

　　然而，代表们在谈及“三农”问题时，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冷静的思考：

　　2004年农民增收，是政策增收、涨价增收、打工增收。2005年虽然也有政府财力的支持，但要想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有大的增加，难度较大。粮食价格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上涨。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

　　2004年的各项财政政策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今年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工资低，农民不愿干；技术要求高，农民干不了；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想干。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来自江苏扬州里下河农科所的陈秀兰代表还提出，现在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基层的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为了养活自己，根本无暇研究和推广技术，更多干的是卖种子的营生。

　　经济学家林兆木代表说，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三农”问题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也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有些地方城市是三五年大变样，农村是十年八年面貌依旧。农业养育了工业几十年，现在该是工业回报农业的时候了。

　　代表们提出，以工促农，实质就是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以城带乡，实质就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让广大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这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统筹的责任更多地落在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

　　进入2005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一些东部省份正在加快“反哺”的步伐――

　　俞国生代表说，上海市农民逐步变为市民，农村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不但有“农保”，还建立了“镇保”。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1%。

　　免征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将土地出让金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江苏省还将推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力争今年覆盖面要达到80%以上。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宣布，今年将全面试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对整车运销本省生产的蔬菜、水果、水产、畜禽等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减免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各类收费公路的过路等费用，提高“绿色通道”政策的含金量。

　　为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财政收支缺口，广东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20.3亿元，重点帮助14个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平均转移支付补助的比例为70%，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山区减轻农村义务教育所欠的历史债务。从今年开始，将实行村“两委”干部补贴制度，确保每人每月补贴不少于300元，集中精力搞好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说，“三农”问题要靠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解决，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中央一号文件透出的信息正是：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让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施惠农业和农村，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力促农民增收。有了这一保障，我国才能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构筑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陈惠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既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同时在努力拓展农业和农村外部增收空间、统筹城乡就业上下功夫。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深化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等。让种粮农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一些代表还提出，城乡统筹，主要的不是农业部门的统筹，而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尤其是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要从思想观念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农村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春天孕育着希望，人们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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