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联合编撰历史教科书中文版首发式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09日 09:21)

　　中国网消息：2005年6月9日上午9:0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报告厅举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中宣部、中共中央外宣办、团中央、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及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出席并发言，《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编委会的负责人做主题报告。

　　今天的首发式由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主持。

　　[谢寿光]: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现在开始。

　　[谢寿光]:

　　在会议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主要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秉孟教授，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吴尚之同志，中央外宣办谢良红局长，中宣部出版局郭义强局长，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延中，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韩国大使馆金汉生，日本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及川淳子，韩国研究所李泰永，北京师范大学诸汉国，国防大学何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社科院近历史现代所荣维木，社科院近现代所李仲明。

　　[谢寿光]:

　　今天新闻媒体对这次发布会高度关注和重视，通过网站进行现场直播。在此之前，国内外的媒体对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编纂给予高度的关注，这是中、日、韩三国40多位学者历时3多年的时间，在不断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编纂的，中间当然也有激烈的争议，但编纂的过程也是三国以学术界代表名义进行沟通的过程。这本教科书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正式出版之前，像《南方周末》、《新京报》、《北京晨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做过了大量的报道。比较遗憾的是业内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不是太高。

　　[谢寿光]:

　　这本书在韩文版和日文版已经在上个月月末正式出版了，有关出版的情况，中方的主编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概要的介绍。日本出版社高温言和韩方出版社的代表都来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对他们的到来也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中文版的出版表明三国学者共同合作的成果，也是三个文本同时在中国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发布，我想作为出版者本身也是非常高兴的。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秉孟教授讲话。

　　[何秉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由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学者参加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正式发行，我代表社科院对这本书的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作为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纂，主要面向三国青少年的历史读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出版发行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对日本右翼教科书进行了击破，同时又以浅易的语言向中、日、韩广大读者介绍正确的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确立正确的历史观。而且三国学者进行合作的模式，也是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在历史理解问题上存在巨大反差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何秉孟]:

　　中、日、韩三国地域相邻，历史关系密切。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入列强道路，对中、韩两国进行了侵略，使两个国家进入了黑暗时期。60年前，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本来是日本当局进行深刻反省，彻底告别军国主义的极好机遇。但是战后60年来，日本统治集团并没有抓好这一机遇，没有利用正确的历史观反映历史，也没有利用正确的历史观加强对青年学子的教育，导致日本某些集团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总是与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人民格格不入。由三国有正义感的学者共同编纂的三国近现代发展历史，在中、日、韩三国均已出版，不仅加强了三国的交流，而且对加强三国的历史教育，推动三国的共同历史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何秉孟]:

　　东亚三国历史以中青年学者为对象，以浅显的语言概括了三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韩的事实。三国学者在编写过程中，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最终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也说明只要我们有着为三国人民负责的共同认识，有着促进东亚未来和平发展的共同心愿，在历史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我相信也殷切希望参与共同编纂《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极富正义感的学者的心血不会白费。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何秉孟秘书长的讲话，下面有请《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编纂主要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研究员就这本书的编纂以及合作的情况、出版情况做一个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步平]: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和媒体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想应该是对这本书感兴趣。我今天代表中方的编者，其实在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日本和韩国方面共同的编者，向大家介绍一下该书编写过程中的情况，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到，你这本书是否要针对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课书？这是第一个目的。大家都知道，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语的教科书，当时各国对这本教科书展开了很多批判。在2002年3月，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的论坛，以后这个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在第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就提出来，我们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应该写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这种提议得到了两国的响应。这样的话，从2002年3月开始就进行了编纂这本书的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了。

　　[步平]:

　　有人会问了，批判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为什么非要三国的学者共同来做呢？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二个目的。大家都知道三国在历史认识上确实有很大的分歧，历史认识确实是曾经在一个时期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关于历史认识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国家之间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沟通和理解，而前提是对历史事实的沟通。各国的历史书都是以本国为中心的，由三国学者共同来编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一种历史事实，促进学者的编写。

　　谈到历史事实相互了解的问题，我们遇到一些人的疑问，认为是不是相互了解的意义没有那么重要？特别是日本右翼不承认有历史的共同认识。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进入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对国际争端，我们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解决的途径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国际社会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所以不仅要求我们政府，也要求各国国民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还要了解世界，需要广阔的胸怀。这样就要求对历史有一个更宽的认识，所以相互了解对促进了解各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步平]:

　　也有一个问题，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和日本右翼之间是否能达成认识，这有一个误解。谈到这个问题，需要对日本教育和日本教科书的制度简单做一点说明。

　　大家也知道了，目前日本社会上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不是只有扶桑社一本历史教课书，是八种历史教科书，而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是其中一本，发行量只有0.039％的占有率，其他的教科书和扶桑的教科书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毕竟不同的国家的教科书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认识主要来自于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日本战后出生的占了70％，多数人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他们也批评了当年侵略亚洲的战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自己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这种认识比较浮浅，多数人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广岛核爆炸，但没有想到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加强对话和了解。但对于右翼教科书，对于右翼来说，不是沟通的问题。他们坚持那种观点，是不可能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的沟通是面向广大的民众，包括三国的民众。

　　[步平]:

　　也有的同志问到，在编纂过程中，和日本与韩国的学者是否会有分歧呢？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的分歧很多，而且很激烈。开会的时候--往往早晨开会，一般是饭盒摆在桌上，一起争论，甚至到凌晨。这么多争论不代表在侵略的问题上有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差异。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背景，我们的差异也是很多的。编写的过程就是我们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的过程。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编写这本书的过程和书的结果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还更重要。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沟通的模式。

　　有很多记者朋友希望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谈到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侵略问题上没有差异，在历史观上没有差异。但在表现方法上、表现形式上会有很多差异。大家看到手中的书和我们以前看到的书的面貌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照片使用的数量上、写作方式上、印刷的方式上有很多不同，这是我们三国经过多方面考虑以后形成的结果。三种文版里面，内容是一样的，文字的内容包括照片的使用，个别的地方有差异。因为中文表达起来比较简洁，中文印出来以后，同样的内容占的篇幅比较少。大家看到日本的开本比较小，所以照片相对比较少一点，但不影响根本的问题。

　　[步平]:

　　在有些重要的问题上，比如在南京大屠杀和一些重大问题上，大家比较关心我们是怎样表达的，和日本有什么差别。在这点上我要说明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关心的是这本书对南京大屠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还是在人数上。我首先声明，在屠杀上没有任何分歧，我们认为在南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但是关于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日本是有很多争议的，在日本分为屠杀派、虚构派和少数派。屠杀派认为日本在南京进行过屠杀，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权威的学者，因为前两位学者已经去世了，现在第三位就是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20万。这个数字已经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击。在这本书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用了在南京审判的时候屠杀的数字，两个数字加起来是34万；同时也引用了在东京审判的时候的一个结论，是屠杀20万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写上去了。如果说数字的问题，是需要经过学者充分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么承认不承认屠杀，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是没有任何分歧的。所有数字问题，作为学者实质性的研究，我们认为需要给学者一个机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研究。因为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需要从多角度、多纬度来进行研究。

　　[步平]:

　　南京大屠杀3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符号，表明了日本战争的残酷性，这个数字是毫无疑问的。用这个数字来判断是否侵略，这过于简单，不能局限于一个确切的数字。如果这个数字不能表明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就是历史观。

　　历史观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批判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一样，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不是只表现在若干个问题上的错误，有些媒体介绍说，它出现了七处、八处、十处错误。我想这都不是准确的判断，准确的判断是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因为从根上叙述日本是神国的历史，站在神国的历史上把他们的行为描写成正常的，是优秀的，这是根本的。历史观错误的话，什么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修改具体问题是不影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

　　同样，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历史观上的区别，希望大家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就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历史观，是针对什么历史观来进行斗争的。

　　[步平]:

　　也有的媒体问，我们的这本书和教科书有什么区别？这本书不是教科书，是历史读本，希望给学生提供更宽的视野，希望了解我们历史的同时也了解和我们相邻的国家――日本、韩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状态下走过了近代这段历程的，我们将视野拓宽一点来了解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说它不是教科书，和教科书的差别就是我们的视野会稍微宽一些。

　　其他的特点大家可能也关心，大家看了这本书就知道了，这本书比较多的特点就是表现形式上，我们涉及的面比较宽，时间跨度比较长，薄薄的一本书，面向学生，量又不能很大，在十几万字的范围内叙述那么长时间，语言用得相当简练，用最典型的事实向大家表现，所以用了大量的照片和资料，这样信息量就会更多一些。同时这本书有章、节和幕，每一幕都是两页，每一节里面为了表现充分，后面附了里面的栏目，没有讲完的话或者需要讲的话、综合性的问题放在栏目里进行说明。

　　[步平]:

　　这本书的编写，大家都知道从开始到现在大体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编写过程相当的艰苦，我们一共开了十一次国际会议，三国学者坐在一起将近有40人，每次开会都要用三种文字翻译过来，一共是六篇稿子，大家可以想象，工作量非常的大。

　　另外，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社会科学院和外界的支持，对于参与我们这本书的各界朋友和出版社，以及关注我们这本书的各个方面，我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步平]:

　　另外，我想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本来定于三国在5月26日同时召开发布会，但由于技术的问题，韩国是5月26日召开，日本是5月27日召开，我们是今天，稍微晚了几天，但没有本质问题。韩国召开发布会之后，效果很快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同时开印是2万册，韩国反映非常的火，征订非常的踊跃，二万册全部销售出去了，又在赶印。韩国学者带来了读者的来信，我念一下，是一位住在东京的女学生写的信，“我等这本书很久了，反对日本右翼教科书就应该出这样的书，说日本右翼这些人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本书比我预想得要多得多、好得多，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教科书。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应该重新开始审视我们的日本，谢谢出版这本书”。还有一位是1928年出生的女性，说“我看到印刷非常精美的书超出了我的想象，你们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今后这本书能够让三国的人都能读得到的话，我一想到这件事就热泪盈眶。因为我是28年出生的，当时我的学校就被军队占用为缝纫工厂了，所以连学习都学习不上，现在我能认真看这本书学习当年的历史”。

　　总之，反响还是很踊跃的。在中国发布比较晚，听说也是非常踊跃的，印了二万册，到现在已经不够用了，我希望通过媒体的介绍，能够把这本书针对右翼历史教科书的一种抵制和面向未来、打开国际关系的一种能力，能够更准确、客观地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也希望大家读到这本书，也希望听到批评和建议，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步所长的报告，把这本书的整个编撰过程和特点，以及在韩国出版以后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有关这本书的编纂以及内容及所关心的问题，后面留了时间由记者提问，一会儿步所长和有关的中方编纂者在会上可以解答大家的疑问。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司长在百忙之中亲临该会，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尚之司长讲话。

　　[吴尚之]: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今天在这里正式举行首发式，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对出版该本书的三国学者和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中、日、韩三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反映了三国学者专家历史研究的形成，体现了相互理解、真诚合作的精神。该书从2003年编篡以来，历时三年，各位专家反复编纂，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在此向编纂者表示钦佩。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出版，对于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有着重要的意义。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把什么样的历史告诉青少年，这本书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真实地描述历史，这样才能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本书除了能帮助中、日、韩三国的青少年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以外，还有助于我们的下一代加强相互理解，共同探索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有利于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本书不仅是三国学者共同编纂历史的有益尝试，也是出版社用三种语言共同合作出版的一种有益尝试。出版社对各位学者提供了非常有意义性的材料，希望社科院出版社继续加强与海外出版社的交流，为东亚各国的发展与繁荣，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谢寿光]:

　　感谢吴司长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由东亚三国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也受到了社科院的支持，今天出席我们会议的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也到场了，请她发言，谢谢大家。

　　[李薇]:

　　非常高兴今天能出席这样的首发式，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编写这本书的东亚三国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高兴，给我的感觉就是三国学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发合作，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我们国际合作局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书的出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尽国际和作局力所能及的一点力量，希望能够为他们做出贡献，这是第一点感想。

　　[李薇]:

　　第二点，刚才步平所长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创造了模式，三国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编纂近代史，对三国的学者、对三国的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步平所长也讲了，在历史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任何个案研究当中有分歧，但我们应该承认事实，用事实来说话，这本书所体现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讲事实。我想以后会以这种尝试为一个基础，还会更多的、更长时间的合作，我们也会尽一定的力量帮助学者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在历史研究当中，我想社科院的学者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并不是以谴责为目的，我们在历史教育当中从来没有以谴责什么人为目的，都是以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能够以史为鉴、以便达到和平的目的。但我觉得在公布历史事实方面我们自己还做得不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事实，只是在历史学家的手里掌握，但我们并没有通过媒体，通过我们的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比如说东北遗留了很多遗弃的化学武器，但有些化学武器是用防锈的铀，埋得很深，这不是遗弃，是保存。有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多的事实来讲话，用事实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教育那些曾经做过这些事情，而不做这样教育的一些人们。

　　我想今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媒体在宣传事实方面也要加大力度，而不是用一些激烈的语言做谴责，是要用事实说话。在事实基础上，可能更能在历史教育问题上统一我们的看法。

　　[李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很多的学者，他们很关心近代史上发生在东亚地区的一些历史事件，分析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他们很多建议也值得我们今后在历史研究当中参考。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一个国家或者特定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有什么样的基础？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分析教育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对象，也让教育国也认识历史。

　　还有一些学者也做了非常好的探讨，他们超越了史学研究的固定传统范围，而是有跨学科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甚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从而有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为什么战后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素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这种格局影响到今天的和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深刻思考的。我们社科院有很多学者都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打算着手从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国际合作局也会尽这方面的努力来完成谋求和平和真正认识历史的使命。

　　谢谢大家！

　　[谢寿光]:

　　谢谢李薇局长的讲话。今天的发布会，韩国方面的学者、日本方面的学者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下面有请韩方编纂者代表尹辉锋讲话。

　　[尹辉锋]:

　　大家好，我是代表韩国来参加这次出版首发式的。今年5月25日，在韩国从容地进行了中、日、韩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纪念出版会，韩国政府和机关以及各媒体以及有关学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5月27日在日本也举行了这本书的发行仪式。今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纪念会顺利举行，我在此致致以衷心的祝贺！

　　各位女士、先生们，我记得19世纪和20世纪因侵略而变得非常不平静，在东亚日本殖民主义下，战争与分裂以及相互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1世纪的今天，东亚，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人民应当从过去的战争和矛盾、对立当中摆脱出来，相互协作，开创美好的未来。

　　[尹辉锋]:

　　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不友好的关系进行整理，面向未来合作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应当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刻反省，希望对在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民给予赔偿。同时中国和韩国两国人民也要从受害历史中走出来，本着宽容的姿态与对方相处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但日本社会最近反而出现遗憾的事，将过去的殖民地侵略战争美化，日本总理参拜靖国神社，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中、日、韩三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体。今天出版这本书，就是过去四年间中、日、韩学者共同携起手来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这也是让青少年了解战争的情况。今天借这次机会向日本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对各国的批判，日本首先要和在亚洲三个邻国的友好关系中解决问题，同时也向中、日、韩三国政府有关人士、媒体和全世界的市民们发出呼吁：保护各国青少年成为东亚和平的守护者，大家也要给予支持和关心。最后我谨代表韩国历史委员会向三国编纂过程中同苦同乐的同仁致以真诚的谢意！

　　[谢寿光]:

　　感谢尹辉锋的发言，他代表了韩国学者的心声。下面有请《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文版出版社代梅田正己先生发言。

　　[梅田正己]:

　　我叫梅田，是从日本来的。我手里举的这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的。长期处于侵略与被侵略、加害于被害关系中的东亚三国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编写了历史教科书教材，从漫长的历史来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版业界的人士，能够参与到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中，并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表示感谢，同时也感到万分的荣幸。

　　日语版从6月份发行，到现在正好一个星期。像这种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一般发行量从两千册开始，但这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书，所以数量比原来增加了两倍，发行册是二万册。我们最初认为，作为一个出版社来讲，如果能出版发行二万册的话就是很成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向社会发行的时候，从各个书店订书的电话络绎不绝，我们的公司非常繁忙，就像一个地方着了火似的特别的忙碌。我们刚刚决定在增加第二版、第三版，现在增加印刷了一万五千册。许多日本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们来信说，你们真是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书。有些读者的来信，刚才步所长也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看到这么多的来信，我想中、日、韩三国学者三年来的辛苦到今天总算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梅田正己]:

　　最后我想讲一下对历史认识的问题，我谈一下个人的观点。在日本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非常顽固的，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特别是这次我们出版这本书以后，有些人还强烈坚持这种论调，他们批判这本书。我想历史认识里面包含两种认识：第一层认识是关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第二层认识就是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或者如何评价。像这样的问题，当然各自的立场不同，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编纂这本书的过程中，三国学者也曾经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但是我认为共同拥有客观的历史史实的认识是可能的，我们这次出版这本书的重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事实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进行友好的对话，进而产生相互了解的未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今天出版这本书，从而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来读这本书，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将来会成为开创东亚崭新未来的基础。谢谢。

　　[谢寿光]:

　　感谢梅田先生非常有见地的讲话，也希望提供日本版在日本受到欢迎以及右翼人士批评的情况。我认为三国能否形成历史的共识，这本教科书的共同编纂是最有说服力的。下面有请国防大学的何理教授讲话，大家欢迎。

　　[何理]: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我也祝贺很有价值的历史书籍的出版，我相信广大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当前关心中日关系是否和平发展的读者以更加兴奋的心情读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好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在历史认识问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不像日本右翼那样。为什么中、日、韩三国学者能形成共同的认识呢？我认为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观，这就是和平进步发展的历史观，这个意识观和日本少数右翼军国主义的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之所以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进步历史观，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能够取得共识。同时，由于中、日、韩三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厉害关系，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由于在长期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厉害关系，所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观念。

　　[何理]:

　　同时，由于中、日、韩三国人民也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愿望，就是希望和平，希望进步，希望发展，这是三国人民和三国学者共同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在怎样对待侵害、被加害的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历史认识，当然作为历史观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从研究历史来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和平、进步、人道，这从根本上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和军国主义历史的一种批判。这本书今天能够顺利出版，正是在中、日、韩三国人民和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认识和共同历史愿望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第一点。

　　[何理]:

　　第二点，这本书在现在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因为当前历史问题可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中、日、韩三国国家关系，包括日本政治走向的问题，历史问题变为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和外交关系中处于这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这还是很少见的。经过努力，出版这么一本书，充分说明了中、日、韩三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共同的，愿望是共同的。如何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关系到当前三国关系的发展。这本书的发行对于推进三国关系正常的发展，对于推进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所以，再次感谢三国学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丰富的和很有价值的成果，也热烈祝贺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何理教授的讲话。由于今天媒体来得比较多，对中、韩、日三方代表在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上有关的情况，我想有很多问题要问，所以给出一点时间请记者提问。

　　[北京人物周刊记者]:

　　请问梅田正已先生，中日两国官方已经表态说需要共同研究中日两国的历史，请问你对此事怎么看？前景如何？

　　[梅田正已]:

　　的确是，现在中日两国政府决定要共同研究历史，实际上与韩国前几年已经做了一个共同研究，韩国学界有一个研究报告。但从结果来看，研究报告表明日韩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坦率地说，如果从各自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话，做历史研究达成共识是极为困难的。这本书，韩国和日本是从民间角度出发共同编写了这本书。我希望今后中日两国的历史研究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现在出版这本书，应该说是今后中日两国共同研究的第一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想问一下梅田先生，当时你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否感觉到有压力？因为前一段时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一本新的教科书，在发行当中是否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对这本教课书的销售，你认为有前景吗？日本媒体对这件事情是如何报道的？

　　[梅田正已]:

　　的确如你所讲的，我们曾经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高严社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开了三次全体社员的大会，我们充满了困惑，也感到很为难，但最后我们觉得要出版。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出版发行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我们也做好准备，在今后出版发行当中可能会遇到像你提出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是极为不充分的，虽然在日本也搞过首发式，但跟今天相比较，规模只是今天的三分之二。日本NHK广播电台报道也只是很短暂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只是做了很短暂的报道。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刚才我讲了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特别好，但这不是日本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是广大市民通过自己的嘴互相传说，互相告诉，从而一起购买这本书，是市民自发购买的，这是要特别强调的。

　　[香港记者]:

　　请问梅田先生，刚才中方已经说这本书叫读本，不叫教科书。我想请教在日本对教科书有没有具体规定？这本书是否符合日本教科书的规定？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话能否在学校广泛使用呢？

　　[梅田正己]:

　　这是我们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书，不是历史教课书，只是作为历史教科书辅助的教材。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正式教科书以外的辅助读物，这是第一次。在日本，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不让你随便选择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这都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出版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我们把这本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广大的市民，也就是成人，在成人理解这本书后，由向自己的孩子传授自己的历史认识，这是最初的设想。

　　[中国日报记者]:

　　刚才梅田讲到日文版的销售，能否透露中文版的印刷量和韩文版的印刷量，因为今天是中文版发布会，除了首批印发量以外，能否估计到还有多少读者会用到？

　　[尹辉锋]: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韩国出版的情况，现在在韩国已经印刷了2万册，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当中也是相当可观的事情。我们在7月份将第二次再版。韩国政府非常的支持，希望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来向学校捐赠，最好把它发展成为历史辅助教材。

　　[谢寿光]:

　　我来回答一下中文版的有关情况，我们首印是二万册，到今天可以说，这二万册可能在两天之内全部发出去。中文版到底有多大的量？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好妄加判断。因为我国的图书市场确实不如韩国，也不如日本那么成熟和规范，我们作为一家坚持走严创、高端的出版社，我们不想有意识地去炒作某些书。由于这本书是三国学者共同编纂的历史性读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中国那么大的图书市场，将来它的销售前景确实不好预测。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书业不是特别的发达，在这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尤其到后期阶段，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媒体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但出版业自身的媒体非常的迟钝，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编者、我们的专家没有接受到关于像书业媒体的采访报道，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对推广工作做得并不是很理想。我做最保守的估计，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高端产品，通过我们的渠道，如果有政府因素介入就另说了，完全按照市场自由的选择，应该在十到二十万的销售量。日本在一周之内是两万册，接着又加印了。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参与到这件事，能够采购这样的书，至少能够赠送给中西部比较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生，可能形成的效应就会更大，当然有赖于媒体的支持。看到今天这样的场面，我的信心是大增的，后面印刷量和发行量也不只是一二十万，也可能是一二百万。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

　　是否全部是商业运作？

　　[谢寿光]:

　　全部是商业运作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方面给予了资助。这本书完全是靠研究者，在这本书编撰过程当中遇到很大困难，比如资金的问题，我想这一点编纂者的体会会更深。

　　[北京晨报记者]:

　　就发行问题我问一下，中方的版本，刚才说希望企业界赞助，然后把这本书向学校捐助，作为历史读本的话，是否有一些学校向我们联络这本书，他们是否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够作为教材？

　　[谢寿光]:

　　这不是一本教科书，是一本教材的读本，是一个辅助性的读物。当然，辅助性的读物，无论内容质量，还是体现的以史为鉴、面向东亚三国未来的思想，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广大青少年的，甚至所有中国人都来阅读的。我们会通过举办一些活动，而且已经有一些省市的学校，包括教育主管部门表示过意愿。这本书今天刚刚发行，以后你还可以随时跟踪报道。

　　[中国网记者]:

　　我想问一个稍有点超前的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很多人对历史问题认识不清，有很多右翼分子，这与美国当时出于冷战目的而对日本进行的包庇、纵容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目前西方仍有很多民众和媒体对东亚历史问题认识不清，台湾还有一些人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把这本书以及其中体现的观点进一步向国际上推介，比如说把它翻译成英文版、法文版等等，有没有向海外发行的计划呢？

　　[步平]:

　　已经有外面的出版社要求把它翻译成英文、中文繁体字和世界语，有三家出版社都和我们联系了，正在商谈之中。

　　[谢寿光]:

　　补充一下，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成本会比较高，我们会进一步商量。可能没有一个出版社说自己来翻译，最好由三家一起来翻译。至于繁体中文版，昨天接到的电话就说要出繁体版；还有一个情况，台湾对简体版的销售已经不成问题了，出版社有很畅通的销售渠道，估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中文简体版的版本。

　　[中华读书报记者]:

　　我先澄清一下，作为行业媒体，我们已经采访了步平先生，会安排报道。第二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书的封皮上的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含义在里面。

　　[步平]:

　　三国的封皮是一样的，这是由韩国编者构思的，三国学者开展了三年讨论，三年之中，每年要进行三国青少年的历史交流，所以也反映了三国青少年的历史交流情况。

　　[新加坡记者]:

　　中日韩三国有多少位学者参与了这本书的研究和编写？第二个问题，有一种看法是：这本书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大呢？

　　[步平]:

　　多少学者参与，书后面都已经有了。刚才你说到象征意义，编写过程的意义很重要，因为提供了一种模式，三国学者在探索共同认识的道理，而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当前形势下推出这本书。三年前我们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形势还和现在不一样。希望今后双方相互交流、沟通，加强历史认识的意义可能会更重要。

　　[南华早报记者]:

　　编写者在编写过程当中有什么遗憾？三方的编写者在编写过程中还有什么比较大的争执，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数字方面的，请步老师举个例子。

　　[步平]:

　　要说遗憾，有很多遗憾。虽然这本书编写了三年，但出版的时候觉得还有很多话需要讨论，因为没有那么多经费，每次到一个国家开会的时候总是二到三天，非常的紧张，分为四个组，甚至讨论到凌晨还有很多话，没有办法，还要出。比如最后的年报，日本和韩方的年报都登上了，而中方的年报还来不及做上去，这里还有具体问题，需要探讨。刚才谈到有些问题写上去了，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比如关于日本侵占韩国的过程写得很清楚，不是合并，是强占。如何评价它？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没有写上去，以后对于这种问题会继续讨论。

　　[新京报记者]:

　　从出版时间来说，是否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包括南京大屠杀，出现了对于历史教科书相对应的语言，是否体现了和历史教科书相对应的呢？

　　[步平]:

　　关于时间安排确实有一点考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批制度是每隔四年审批一次，2001年的教科书，也就是05年的教科书是要重新审定的。2002年开始考虑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在2005年，也就是扶桑社教科书的改订本的时候也同时出版这本书，这就是我们开始的考虑。

　　第二，我们没有完全针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考虑的，没有针对哪本书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考虑这本书的提纲最开始是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来考虑的。

　　[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

　　步教授，这本书界定为读本，不叫教科书，当中的原因是什么？中、日、韩以后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可能性大不大？

　　[步平]:

　　很简单，中国的教科书编写是有一定规范的，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我们这项工作完全是三国学者共同进行的，从学者层面自发组织的，所以不可能把它作为教科书。

　　第二，将来有没有可能作为教科书？大家知道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是由本国编写的，由几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的体制我还没见到过，不知道今后教育部对这事或者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新京报记者]:

　　第一，刚才步平所长已经讲到三国学者最大的差异是历史观，体现到书里有具体的例子，刚才说到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大家手上都有这本书了，在具体地方还有什么差异？第二，中文版面对的是中国的读者和学生，与历史著作有什么差异？是否只增加日本和韩国的部分，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区别？第三，既然历史观有很大差异？这本书在编写的时候更多是让事实来说话，我看了书里面，事实的列举还是不太充分。其次就是它的资料来源没有说明，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索引，谢谢。

　　[步平]:

　　第一，我想纠正你刚才说的话，我刚才没有说过三国的学者有不同的历史观，我说的是三国学者的历史观是共同的。我们总说中国的历史观、日本的历史观，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模糊的。对日本来说有不同的历史观，可以非常简单地划为左、中、右，这是不确切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与基本历史观的差异。

　　差异在哪？在社会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我们在有些问题了解不太一样，这有差异，这种差异是要讨论的。刚才讨论到的人数问题也不是历史观的问题，也不是三十万、二十万就是历史观，这是要特别强调的。无论是三十万还是二十万，我们强调的就是：这是日本的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

　　[步平]:

　　第二，关于中文的教科书，这本书不是中国的教科书，所以也很难和中国的教科书来比，这样比也不太准确和客观。如果这样比的话，我们这本书同时写了三国，和单独写一国的情况不大一样，视角拓宽了。你谈到充分的问题，我希望写一本更充实的、分量更大的书。因为我们面对的学生是青少年，如果学一本学术性很强、资料很充实，引经据典的书，他们读起来很困难，这是从这样角度来考虑的。我们也有资料，面对中学生的教科书也会加上很多注解，而这本书没有加。

　　[中国教育报记者]:

　　我想请教一下中方和韩方的代表，我们这本历史读本跟各自国内的现行教材在历史观上是完全一致的吗？如果有差异的话，具体有哪些差异？

　　[步平]:

　　请问你所说的历史观是指什么概念？

　　[中国教育报记者]:

　　就是历史事实的基本方面。比如我们原来对历史事实在教育和宣传方面做得很不够，我想做得很不够是否因为存在差异呢？

　　[步平]:

　　我猜测你说的历史观可能是指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比如说日本侵略了中国还是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就这个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没有差异。但是在有些事实的描写上可能有一些差异。

　　[中国教育报记者]:

　　对历史事实报道方面，你认为这本读本比现行的教科书或者原来的历史书做了哪些更进一步的工作呢？

　　[步平]:

　　我希望还是不要把我们这本书和教科书比较，因为我们的性质不一样，我们使用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为什么非要比较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有否定我们的教科书呀。

　　[李泰永]:

　　我是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我现在是清华大学中韩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关于国际教科书共同开发的问题，我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15年。大家在没有对历史进行清算的状态下，三国的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应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应该说，这本书对东亚的和平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当然，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事情，只是学者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应该直接参与进来。

　　[李泰永]:

　　在欧洲，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的经验，欧洲及德国对历史就反省得非常好。欧洲在达成共同历史方面，德国和波兰做得非常好，开始的时候，德国和波兰只是在学者的层面进行研究，其成果并不显著。如果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在1972年的时候，德国总理葛兰特来到波兰，以下跪的方式进行了道歉和反省。东北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三国进行合作的话，日本政府首先要出来给予支持。如果政府不予以支持，三个国家的学者再努力也只是低层次上的一种交流。在葛兰特之后的一位德国总理叫匈米，作为前总理现在依然在世，他访问日本的时候多次提到，对黑暗的历史进行反省，实际上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心没有任何损伤。如果现在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反省和道歉，对韩国统治36年进行道歉的话，东北亚的合作将会非常有前景。就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历史的一个清算。在清算历史过程中，不仅仅要编纂历史的教科书，而且日本的政府应该出来予以支持、理解。谢谢诸位。

　　[记者]:

　　中文版出版之前是否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是否提出修改的意见和要求？

　　[谢寿光]:

　　这是一本三国学者历时三年共同编纂的书，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查。作为出版者自身，我们也有专业的编辑，和编纂者有共同的认同感，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成果发布会。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审查的。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编：逯娜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