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２日电题：铁血文章传千古――献给抗日烽火中的新闻记者

　　记者曲志红　顾瑞珍

　　“《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太行深处，朱德总司令谈笑间曾对华北《新华日报》如此嘉许。可以说，这也是“新闻”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形象写照。

　　回望漫长而严酷的１４年抗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新闻界和众多新闻记者始终活跃在抗战“第一线”。这个“第一线”，包括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乃至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洲……到处都有勇敢无畏的新闻记者的身影。

　　以笔为枪，在国家危亡之际绝对是一件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浩劫，众多新闻记者和进步报人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他们笔下真实的所见所闻、深切的所感所叹，强烈的所爱所恨――蕴满着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申报》发表大量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文章和新闻。蒋介石十分恼火，找到当时《申报》的主要负责人史量才，威胁说：“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１００万兵。”而史量才则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有１００万读者。”

　　面对抗日救亡这个民族大义，有如此风骨和胆识，在当时的新闻同仁中可谓比比皆是。

　　日军侵占山海关的那年，深感民族危机日重而焦虑不已的范长江，放弃北大哲学系的学业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１９３５年７月，他用１０个月的时间，踏遍西北地区４８个县市，边走边写，后来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让读者真切了解到西北地区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以极大热忱投入抗战报道的新闻记者，都怀着这样一腔热血。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夜，２１岁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被枪炮声惊醒。他坚决要求到第一线采访报道，并拒绝了报社为上前线采访记者办理的人身保险：不惜以死报国，何须保险？！

　　这是他在新闻中记录下的我军将士的报国决心：“我们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果牺牲，希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张治中）”。

　　“那时的人们对抗战新闻特别关心”，８６岁的李普回忆起６０多年前自己在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生涯，脸上呈现的是一种平静的向往。在他到处散落着书籍、杂志的家中，没能找到一本叫《光荣归于民主》的集子，他说，那时他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叫“漫谈解放区”，从各种能获得的公开资料中了解解放区的抗战和各方面情况，然后以随笔、漫谈的形式介绍给重庆和大后方的读者。抗战刚一胜利，当时的报社研究室主任胡绳就将专栏所发文章带到上海结集出版，定名为《光荣归于民主》。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从事抗战报道的记者几乎和战士一样每天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凭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和无畏，他们用笔、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侵华日军的残暴和每一次重大事件、战役的发生发展――染着硝烟的文章见证中华儿女奋起抗敌的历史

　　长年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幅历史照片《切断敌人供给线》，被认为是反映全民抗战的代表作之一。拍摄这幅照片的李峰，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那是１９４４年在山西忻州南同蒲铁路拍摄的。那年我刚满１９岁，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搞摄影，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台折合式蔡斯照相机。”

　　李峰后来成为新华社著名文字记者，但他家客厅的墙上，一眼可见的却是这张年轻时的摄影作品。 　

　　当年年轻的战地记者，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但他们身上却总有种英武之气弥而不衰。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拍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

　　这首诞生在６５年前的《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现在可能鲜有人知了，但８４岁的袁克忠，这位在抗战期间几度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却至今牢牢记在心上，唱在口中。

　　一直和八路军转战敌后的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诙谐地形容他们的工作状态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和枪杆齐飞”。

　　这样的考验，非有极大的勇气和坚韧所能承受。可是，不仅大批中国新闻工作者不断涌向前线，许多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和世界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也以记者的良知积极投身中国的抗战报道。

　　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５０多位外国新闻记者，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历尽艰险陆续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采访，真实报道我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惨烈的抗战期间，仅在敌后根据地，牺牲的新闻工作者就数以千计。他们当然珍视自己的生命，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为了正义与和平，为了自由和解放，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的奉献筑起精神的丰碑

　　“我多么怀念他们啊！”当年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吕梁分社的随军记者，８６岁的马明老人，现在还总是想起那些以身殉国的同事和战友。“那时，日军频繁扫荡，条件极为艰苦，我们这些人既是记者，又是战士，８年中，仅新华社就有１１０位好同事‘壮烈’了”。

　　这段血与火的日子，永远深藏在老人心里。

　　新华社烈士纪实中，一一记载着这１１０位烈士的名字和牺牲过程。让人忍不住悲概万分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竟是如此年轻，２０、２１、１８岁……其中，华北总分社的译电员王健，只有１６岁。

　　花一样的少女，花一样的季节，青春的鲜血泼洒在太行上。

　　更让人不能不从心里震撼的，我们的这些前辈，竟个个死得如此刚烈，如此决绝，如此荡气回肠！

　　何云，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同时还担任着《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１９４２年５月的那次大扫荡中，何云不幸牺牲，时年３７岁，新婚不足半年。　

　　同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黄君珏，一位３岁孩子的母亲。

　　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死，天下所有的文字都显得如此苍白！

　　还有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的德国共产党员希伯，１９４１年９月他来到八路军１１５师驻地，两个月里他写下《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和《为恢复山东而斗争》等长篇通讯，“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人民。”

　　１１月２９日，一个飞雪纷纷的傍晚，希伯突然遭遇敌人，他一连击倒几名日军，最后寡不敌众而战死。这位世界驰名的德国记者，长眠在中国山东大青山五道沟下。

　　英烈的名字，使中国的抗战新闻史分外凝重。想起黄君珏的丈夫后来给岳父写信时所言：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作为后来者，我们有如此之前辈同行，概属无上光荣和自豪。

　　新闻转瞬即逝，但它们记录历史却绵延不绝。追随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而从未间断的一篇篇新闻报道，穿越流淌的岁月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时至今日，面对这些用热忱、勇气、良知和生命写就的文字，仍会感到一种气息，一种脉动，一种火焰般的燃烧。

　　一代优秀的抗战新闻工作者，在这里永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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