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刚过，备受国人关注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了。规划今后几年国家的发展大计制定“十一五”计划，既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是咱百姓翘首以盼的大事。以人为本，心系民生疾苦，当国家越来越贴近百姓的时候，每一次的党中央全会，也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即将出台的五中全会公报，有哪些令我们期待的亮点呢？我们不妨先来设想一下吧。

　　致力于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已经提出了几年，但我国经济与社会现实中的情况，距离我们期望的科学发展还有相当差距。从追求粗放式增长的规模经济，到集约式成长的科学发展，逐渐形成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国家的发展，更要与社会的进步相一致。我们主张建立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尽最大的能力，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最优化的价值产出。节约不仅是自然资源的节约，也是社会智能资源的节约，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一种节约。科学的发展，要以对大自然最小的负面影响，实现财富创造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互进。科学的发展，要以人均GDP一千美元为转折，使经济成长的智能附加因素成为主要驱动力。总之，科学发展就是要将用数字表示的财富增加，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协调、相一致。

　　协调发展的不平衡。准确地说，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行协调也是科学发展的一部分。但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严重的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社会各阶层发展的失衡现象，所以运用社会调节手段消弭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个极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我们已经搞了十年多，存在贫富差别是必然的、客观的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不可能彻底根除。但贫富悬殊却可以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个人或社会群体的财富等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容易产生对社会财富的“集聚效应”，从而也必然出现财富分配的失衡，这是导致贫富悬殊的主要因素。所以，当一个经济体内贫富差别（在宏观上表现为发展失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运用符合经济规律的调节手段进行调和，否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税收、产业政策引导、政府的直接扶持等等，都是进行发展平衡性调节的合理手段，但所有的调节都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决不能搞所谓的“杀富济贫”。东西差距、城乡差别、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的调节阶段。关爱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不要让他们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被遗忘角落”。

　　创新，步入全新发展阶段永恒的话题。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便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多发阶段。这种情况在我国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因素在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亟须调节，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也日显突出，类似的问题还在不断涌现。解决这一发展阶段的矛盾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虽然方法很多各有侧重，但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疏导都将归结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创新阶段。发展的思路要创新，社会管理的手段要创新，文化创新、商品与服务的智能创新，这是个传统经济成长模式近乎饱和后的必然阶段。

　　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中华文化崛起的一个信号。我们说过，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不同阶层与地区之间，因为在国家快速发展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均衡情况，各种矛盾的层出不穷将不可避免。但中国虽然与整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可中国必须有别于其他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国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在解决疏导现实社会矛盾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走过的老路。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如今正是我们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解决现实矛盾的黄金时期。不同的社会矛盾，需要的是“将心比心”以和为贵，任何导致矛盾激化的做法都将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处理内外事务中的矛盾，都需要“和”字当先，这是确保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积极信号。

　　法治，社会和谐的重要支点。和谐理念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但现代社会，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必须以民主和法治来保障。民主是与我们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而民主又必须以法治来实现和保障。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和谐理念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则是一个由先进的治世思想走向法治的过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的理想再好，也要通过制定“规矩”把它描绘出来，并体现在人人都遵守的规则中。如果说先进的文化与治世理念是杠杆，那法治就是这个杠杆的支点。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是一次在中国发展的特别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国的发展将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指导阶段。我们美好的期待一定会变为现实。 (作者：李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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