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十六届五中全会

　　中新网11月21日电 最新一期《?望》周刊载文称，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胡锦涛用这短短20个字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国内外观察家对此评论说，这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参与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终提出，实际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出台之前，为破解“三农”难题，一些地方已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如上海的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郊区农村的收入甚至超过城市收入；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对《?望新闻周刊》解释说：“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由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转向对农业进行保护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巨额资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后，农地在低水平估价下大量转为非农地，农民工又长年保持极低的工资水平，这二者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可以说，中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无论是资金之巨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对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条件已初步具备。这从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可以一目了然：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达1000美元以上；农业和非农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5%。这四项指标表明，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一阶段，不同的国家都根据各自的国情对农业进行反哺。

　　另一方面,从财政收入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是无源之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7年之前，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到只有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由财政来承担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现实的。而到2004年,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加总，已占到GDP的近20%，加上预算外财政,整个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近30%。这样，由国家财政主导提供农村公共品就具备了一定条件。

　　近几年，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税逐步取消，“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视野。2004年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使农民直接受惠451亿元。2005年政策力度加大，农民直接受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这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渴望富饶文明的农村，要迎来一个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时代。(黄蕙)

　　图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龙泉镇农民居住的别墅。 “十五”时期，中国居民生活明显改善。预计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达1万元，按现价计算比2000年增长59％；农民人均纯收入3200元左右，比2000年增长42％，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2000年的39.4％和49.1%，降至2004年的37.7％和47.2%。居民衣、食消费正在向住、行消费转移，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步入“加速跑”阶段，正进入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消费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正在向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新华社发

　　西藏当雄县当曲镇牧民罗布班典（左）驾驶自家新买的“北京吉普”带着家人去串门（2004年1月2日摄）。新华社发

　　避免城乡差距加剧之势 建设新农村为农民谋福

　　这一思路的形成，发韧于中共十六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对《?望新闻周刊》说，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一年后，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在五中全会上，则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马晓河说，在“统筹城乡”、“两个趋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者之间，有非常明晰的逻辑关系。统筹城乡是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战略取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战略的具体化。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三农”政策的一个方面，更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搞“新村建设”，让农民住进小区。而是当前“三农”工作的一个抓手，是“十一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农村发展的总目标、总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哪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首先“新”在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全新的环境和背景，亦即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要让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让城市大门向农民敞开。他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是“钱从哪来？花到哪去？”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形成各级财政支持“三农”的良好氛围。

　　马晓河最近在四川作了一次调查。他说，100户农民在回答问卷时，完全愿意搞新农村建设的占28%，68%的农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愿意搞新农村建设。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今后几年我国的“三农”政策应从“少取”扩展到“多予”，重点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问题。

　　新农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根据马晓河在江西赣州、四川泸州等地25个村庄的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扣除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求相对会低一些。

　　韩俊说，在城市带动农村方面，要将政府部门的职能真正延伸到农村。比如说农村的垃圾问题，50多年来没人管，现在北京市已要求市政管理委员会把农村的垃圾问题管起来。再比如，要将城市优质的人力资源导向农村。现在北京市在市区挑选了100所师资力量很强的学校与郊区的100所学校结成“一帮一”的对子，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新”在它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马晓河认为，绝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片面地理解成“新村建设”，不是农民住进了小区就算建成新农村了。

　　马晓河说：“新农村之‘新’，还体现在它的以人为本上。”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对“人”的尊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农民自愿”原则，二是培育和造就新农民。

　　“农民自愿”原则要求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新农村建设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据马晓河的调查，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路、水、电、气等短缺的基础设施。

　　“新农民”则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马晓河说，“其根本是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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