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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日本观:痛斥日侵华言行 期待中日友好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12月13日 10:24 来源:

  专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光明日报消息:

  李大钊于1913年冬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特点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侵华罪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有着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对中日友好也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考察李大钊的日本观,对于当今正确认识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对于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对日本民族特点的揭示

  日本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养成了其独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格。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剖析,李大钊采取了较为客观的态度,既有肯定和褒扬,也有批评和质疑。

  在李大钊看来,日本民族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武士道”与“大和魂”,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有现在的地位,全靠这种精神,这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扶弱摧强的精神,为公家牺牲个人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页)。这一概括和评价,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李大钊对日本国粹、日本民族精神的肯定。李大钊认为,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明,善于调和东西文化。他指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43页)事实上,在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他们并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也不嫌弃自己历史遗产的贫乏,曾先后拜中国为师,拜欧美为师,主动走出去,虚心请进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异国民族的优秀文化,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因此,李大钊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析,反映了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

  对于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的一些弱点,李大钊也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众所周知,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民族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对此,李大钊明确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无觉醒之一日,可怜!”(《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43页)而“武士道”意识与“大和魂”精神,令日本民族产生了向外扩张的外倾心理,使日本国民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看作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由此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武士道”意识与“大和魂”精神也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基础。

  对日本侵华言行的痛斥

  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李大钊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97页)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德战争,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李大钊目睹了战争的全过程,因而深有感触。在他看来,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种下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2页)。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与其他留日学生投入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并被留日学生总会任命为文牍干事。他说:“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于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对于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各国,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于是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0―301页)李大钊认清了日本在提出及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二十一条”过程中使用的种种伎俩,并充分意识到“二十一条”将给我国造成的危害:“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7页)为表达对“二十一条”的强烈愤慨和不满,李大钊将“五七”纪念日视为“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李大钊对于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有着清醒认识,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说,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要借此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使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李大钊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倡导大亚细亚主义,“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6―147页)他疾呼世界人类、东亚弱小民族、日本真正善良的国民,共同来防止这种大亚细亚主义的危险,共同来破坏这大亚细亚主义。1926年1月,李大钊就曾敏锐地判断出:“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39页)后来历史的发展正如其所料,五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历史证明了李大钊预见的准确性。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对中日和平的憧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李大钊指出,“日本者,吾中华之产儿也。考其立国千年之历史,一切文化制度莫非传袭上国者。是则尔岛自开国以来,吾华无一日不负教训诱导之责”(《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42页)。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也有一丝大国主义的意识隐含其中。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李大钊对此表示了欢迎,认为“真是明白话”,“这特殊地位,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德国想要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结果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3页)李大钊劝告日本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其用意在于缓和两国矛盾,促进中日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寺田正毅内阁为了控制中国内政和经济命脉,百般拉拢收买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段氏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执意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对于这种所谓“中日亲善”,李大钊进行了严厉驳斥:“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413页)这段犀利之语,戳穿了所谓“中日亲善”的假面具,可谓击中要害。

  1923年东京大地震,导致2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地震之后,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甚至一度低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说:“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足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因此,他告诫国人“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并期望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个先驱”。(《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2页)李大钊并不赞成排日仇日,认为人类的一切障壁应当打破,对于国人尤其是学界存在的排日思想,他“很觉惋惜”。李大钊设想:“倘能于日灾赈济以后,两国间扫除一切芥蒂,从此自新,东亚间的多少纠纷,都可自由解决。”他期望中日两国青年“共同提携,以期共臻大同之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6页)这里尽管反映了李大钊对于日本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但也折射出他对中日友好的憧憬。

  总的说来,李大钊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对中日友好的憧憬也反映了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东亚发展的善良愿望。李大钊的日本观,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认识,也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判断。但是,李大钊对于日本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尽妥善的地方。如李大钊把日本看成“蕞尔穷岛”,话语中透出一种对日本的轻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和危害性的揭示,也不够充分和深刻。(陈金龙)

责编:王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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