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消息：

　　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加上恰当的对美国思路和政策，促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和经济重要性有了显著增进的认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国家方向的恶性变化趋势和其他重大的结构性原因，今年的中日政治关系持续紧张

　　★ 文/时殷弘

　　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领域 经济互相依赖、安全问题选择性合作、政治和外交歧异、战略性的竞争和局部对立。

　　在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其中每个领域内的中美矛盾或紧张程度都有显著发展，构成了这段不长不短的时期里中美关系相当鲜明的特征。此种状况的根本背景，既在于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国际贸易规模、外交影响以及国防能力持续地高速增长，也在于美国对中美之间由此总体来说加速了的力量对比、影响对比变动趋势怀抱的不安，甚至一定程度的焦虑。

　　然而，中美两国从各自的总体利益和战略全局出发，都需要控制中美之间的战略性争执，缓解过度的局部紧张，维持甚或发展有选择的安全合作，争取两国关系的大致可控和相对稳定。

　　与中美关系的有限波动相反，2005年的中日政治关系无疑是1972年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紧张的。不仅如此，随自民党在9月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小泉随后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组成以“鹰派”人物为核心的新内阁，连同前述日美两国达成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议和自民党通过旨在使日本获取和张扬“军事权利”的修宪草案，有不少人严重怀疑中日政治关系或者行将甚至进一步恶化下去，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高度对立僵局。

　　佐利克演讲的多重信号

　　2005年头七八个月里，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外交影响扩展、国内政治控制、境外能源追求与若干“反美国家”的关系和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领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责及其直接间接的阻滞行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与先前相比最富特征的，除了有变得远为频繁的对于中国贸易行为方式的指责和压力外，便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力量加速增长公开表达的关切在这段时间里急剧增加并且升级，而7月中旬五角大楼抛出实际上显著提升“中国军事威胁”级别的2005年《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使之达到了高潮。

　　与之平行，美国近来对其西太平洋海空军事存在的继续强化(包括首次在日本常驻核动力航空母舰)，连同10月底美日两国之达成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议，构成美国晚近在对付中国军力发展前景方面的首要战略性预防举措。

　　然而，五角大楼《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发表后，美国政府的“中国军事威胁”言论与先前相比有显著收敛。此外，布什11月访华，而中断了数年的中美高层军事交流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次来华得以恢复。不仅如此，布什行政当局近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重要演讲中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说)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有了显著增进的正式认识，并且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的一项重大窘境 缺乏真正内在连贯和能有效应变对华大战略 进行关于战略方向的较系统的重新审视，其可以预料的趋势是在大致少说多做地继续强化对华军事防范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同时，尝试较系统地增进其他一些方面的对华协调和合作，并且可能逐渐倾向于认真考虑甚或最终采取更基本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中国对美态度在过去几个月里的温和、审慎和合作色调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调整多年里顶住美国压力而坚持不变的人民币汇率。不久后，中国方面撤回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商业竞标之举，同时少有对美国国内有关的政治喧嚣的公开愤懑之声。中国还就朝鲜核僵局坚持耐心非凡的努力，导致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其最后时刻取得重大进展。大致与此同时，胡锦涛在纽约与布什会晤，努力缓解和改善双边关系。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近来非常频繁和着重地申明中国的和平意图，以便首先尽可能争取使美国对中国崛起较少疑惧。

　　不仅如此，对于佐利克上述演讲中与其重要积极面并存的显著消极面，中国采取了克制态度和“淡化式”反应；此后，中国方面又以此类方式对待拉姆斯菲尔德在其访华期间的言行，连同布什本人在其亚洲和中国之行中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某些非议。

　　中国方面还积极发起和认真从事了中美两国政府高层战略对话。此外还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领导人最近公开表示中国不谋求在东亚多边合作体制创设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且表示欢迎美国和欧盟等建设性地参与这一过程，以此首先争取减小美国关于中国趋于谋求将其势力逐渐挤出东亚的疑惧。

　　中国的上述对美态度和政策反映了中国对美战略非常正确和有效的一大方面，那就是在坚持中国重大利益和发展中国力量、不对美国做单方面重大退让的同时，持之以恒地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感，高度注意争取控制中美关系中的对立和冲突成分，在需要时采取旨在增信释疑的言行和有限的妥协举措，维持和增加美国在阻滞中国崛起方面的困惑、犹豫、无奈和其他局限，包括塑造为此所需的政府内外基本共识的困难。总之，这是以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复杂的中美关系，实行多面的和内在平衡的对美方略，以便维护、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日的“零和游戏”

　　在直到2005年初为止的两年多内，中国领导人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大致始终没有予以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旨在以日本单方面立场为标准改变现状的行动，甚至前所未有地碰撞台湾问题和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行动频繁地损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基本稳定性，是构成中日关系异常严重地恶化的首要近因。

　　在这类根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公众的情绪愈益高涨。特别从吴仪5月下旬取消与小泉的会晤起，中国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坚决采取了迄今经久不断的对日强硬态势。中日政治关系现在无论就大结构而言，还是就主要的具体争端而言，都似乎成了“零和游戏”。

　　近年来，中日关系在其基本结构上已经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一种特定意义上“崛起”，那就是日本首先由于不愿接受中国奔向强大的现实，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所谓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即要成为有其军事权利和国际军事使命的政治强国,并且要我行我素地将此变为既成事实而不做争取邻国放心的认真努力。

　　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性充满动能、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和施暴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连同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逐渐倒退引发的现今愤怒，而在日本一方则有淡化、掩饰和扭曲这番历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

　　与此同时，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强劲增长；而在日本，多数公众与之在1945年往后的半个世纪相比看来变得愈益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作为这变化的特征之一的就是近几年来逐渐广泛的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感。

　　不仅如此，近两年来，主要由于对中国迅速崛起怀抱相当强烈的忧惧和警戒心理，也由于日本国内的上述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趋势，日本政府形成了一大决心，那就是立即对中国表现为有其军事权利的“平等的”政治强国，无论中国是否接受日本的这一角色，无论如此会制造出多少政治或战略争端，或者会怎样加剧已有的争端。

　　这一变更加上前述根本动态，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尤其在2004年初以来相对短的一段时期里，中日两国间发生了那么多重要的政治和战略争端，而且其中差不多每个都在近乎逐步地恶化。(本文原标题为 2005中美中日：构筑平衡与步入僵局)

　　中国对日战略的两种可能性

　　中日政治关系紧张有可能升级为经久对抗甚至冲突。

　　由于多方面深刻和重大的动因，在可预见的时期里，中日之间多项重大政治和战略争端大概没有一个能够短期内真正得到解决或消弭。但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若不争取予以制止或阻滞，必定给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东亚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危险。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要和切实的任务不在于(至少首先不在于)解决重大争端，而在于缓解紧张和谋求基本稳定，控制天然不稳定和潜在危险的中日关系对抗动能。

　　为此，中日两国政府急需确定对待重大争端和谋求基本稳定的一条最根本规则，即两国不得在彼此间有重大争端的问题上采取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还有四条基本规则需要逐步确立，那就是：区别中日关系的四个主要领域――历史问题争端、战略对立、外交关系和经济互相依赖，尽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重大紧张或危机过度地影响其他领域；区别政府言行与民间言行，将政府言行当作判断对方国家意图和政策的惟一标准，防止或阻止民间行动过度地影响政府间工作关系；对政府言行主要应当采取就事论事式的具体评判；在严重紧张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双方都应当认识到适当和有限地就具体争端表示先做让步、至少以此试探对方意图和开创缓解或解决的机会是有益的。

　　如果在中国为避免经久对抗和冲突而认真努力的同时，日本政府由事实反复表明无意认真依据上述应有的根本规则争取缓解紧张，控制中日关系的对抗动能，那么中国就将大致只剩一项对日基本战略选择，那就是在中国奔向强大的总潮流中，针锋相对和持之以恒地实行强硬的对日态势和政策，包括在国际政治中争取最大可能程度地孤立日本。这么一种战略有其重大代价，但在日本确实决意与中国经久“较量”的情况下，中国大概不仅要被迫采取之，而且多半能够据此“克服”日本，亦即迫使日本最终在心理上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崛起。

　　无论实施怎样的对日战略，无论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状况有多严重，必须坚持在政治和战略上有理有利有节的“区别论”。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需要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尽我所能地参与争取防止日本大多数公众改信日本右翼历史观和政治观，并且尽我所能地争取参与阻止他们经久地确立对中国的一种看法――“中国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怀抱强烈敌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编：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