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新闻调查）：
演播室：看一场病花掉的有可能是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总和，这就导致在我国一些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着小病托成大病，大病无钱医治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针对农民求医问药的状况，《新闻调查》栏目先后在湖北省监利县、长阳县、四川省都江堰市展开了调查。
解说：湖北省监利县是拥有105万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县，这里的农民以种植粮食和发展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人均收入在全国属于中等水平。李禄平是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的村民，今年53岁，是一家五口人的主心骨和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就在2005年11月，李禄平被诊断出肝癌晚期，这个结果顷刻间打破了这个五口之家的宁静生活。
记者：老李，你把你的病例给我看一下。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可以啊。
记者：这是岳阳（医院诊断）的。这个县医院的。县医院（诊断）你是肝硬化，原发肝癌。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一查了以后当天晚上没有睡觉，精神就衰退下来了。
记者：大嫂，你知道你爱人得这个病这段时期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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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禄平妻子（角湖村村民）：我的心都像刀搅一样，心里都不舒服，他好一点心里就舒服一点，他一不好了心里又难受，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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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其实李禄平的病并不是突然爆发的，早在20年前，李禄平就被诊断出患有乙型肝炎，但是李禄平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记者：你这二十年是从来没用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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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禄平夫妇 |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没有。
记者：就等于这么多年来一直熬着？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嗯 对。
记者：因为这个乙肝你得吃药，吃完了药才能见好，你不吃药只能是恶化。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因为我们整个家庭就是这么一点来源，挣这么一点点钱。
记者：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数，这二十多年自己的身体怎么样？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这二十年来我知道身上病肯定有，确实没钱。
解说：李禄平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水产养殖，每年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平均下来每个月只有不到700元维持着一家五口的基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每月开销一笔医疗费用治疗乙肝，对于这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家8庭来说，显然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因此李禄平也就一拖再拖没有治疗。忽然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对于全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记者：大夫说你身体还能支持多长时间？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大概是两三个月左右。
记者：就是说如果接下来治的话是不是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有病人花了八九万拖了三五年。
记者：你能筹来这么多钱吗？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不行啊，我想都没朝这个方面想，哪里有那么多钱。
记者：借有没有可能？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借都没地方借，哪个亲戚有那么大的钱。
记者：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帮他吗？
李禄平妻子（角湖村村民）：我有什么办法啊，我又没钱我怎么帮他呢，我又不会医，我替他死也医不好了。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我也看不起啊。
记者：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只能在等着了。
李禄平（角湖村村民）：嗯 只能等着了，只能等死了，待在家里，没有办法，没有其它办法了。
解说：李禄平一家的生活在角湖村并不是最差的，可是像李禄平这样由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又无钱医治的现象并不少见。李先祖，棋盘乡角湖村卫生室村医，对全村1200位村民的健康状况都比较了解。在他的卫生室里，挂着一份全村历年来死亡人员的名单记录。
记者：就是这个村里面的死亡人数，死亡情况都是这儿有记录的？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对 大部分有记录。
记者：今年是5个人去世，50多岁，他们的岁数不大，52岁、51岁、56岁、52岁；这都什么病啊？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这是肝肾癌，这是肺癌。
记者：这个呢？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他跟他是俩堂兄，李新平李玉平。
记者：我是新闻调查的，中央电视台的，你好，这是？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这是他儿子，李新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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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祖 |
解说：李新平是2005年角湖村去世的第一位村民，死亡时年仅52岁。从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到去世，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
记者：在那之前他身体就没有不舒服吗？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吧。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有一点他挨得住，他以为自己没什么，因为家里困难，没有钱去治，拖拖拖，不去治。
记者：能忍就忍住了。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对。
记者：因为怕花钱就不去看病，是吧？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是。
记者：那像你们在农村，尤其是在你们家，这样的一种生活条件，要是自己有一点病的话是马上去看还是说能忍就忍。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能忍就忍，我已经咳嗽四五天了，我都没去看。
记者：你爸爸可能就是这么想的，真的到太严重就来不及了再去医院嘛，是不是。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小病根本就不需要去医，大病都是由小病变成的。
解说：在李新平确诊后的三个月中，儿子李在云为了给父亲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至今仍然欠着一万多元的外债。
记者：你们家的收入就是靠种地吗？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有时候靠我在外面工地上搞建筑的挣点小工。
李新平妻子：就是靠他一个人。
记者：那能给家里补贴多少钱啊？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有事做的时候一天二三十块钱。
记者：欠着一万多块钱的债，反正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负担重那也没办法，慢慢还吧，一年还不清两年吧。
解说：李新平去世时年仅52岁，在家里还是壮劳力。那时候父子二人共同操持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拮据。如今只剩下儿子李在云一人支撑这个家庭，还背负了一万多元的外债，生活状况也一下子成为全村最贫困的家庭之一。
记者：我觉得你心态特别的特悲观，什么都是没办法没办法，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李在云（李新平儿子）：总觉得没钱的人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说走了就走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意义了，想要什么根本就得不到，那有什么意思呢。
解说：平时舍不得花钱，或者花不起钱看病，等小病拖成大病又无钱医治，如果医治又因病返贫，这就是角湖村一个普通家庭的现状。根据村医李先祖介绍，2005年角湖村因病死亡的五人中，有四位都年仅50多岁，都还时值壮年，而且他们去世前的就医状况，都与李禄平、李新平二人相类似。
在角湖村我们无意中遇到了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哥哥健康可爱，弟弟却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唇腭裂。治疗这种先天性疾病至少需要两万元，可是对于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时值今日，已经两岁的弟弟仍然无法开口讲话，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孩子的未来令人担忧。
范启贵（角湖村村民）：我的心也疼，腰也疼，腿疼，我的脚都是麻木的。
解说：范启贵老人已经68岁，十年前老人31岁的儿子患支气管炎引发肺气肿，因为无钱医治而死亡。由于常年下地劳动，范启贵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类风湿病。几年来，老人连最便宜的风湿止痛膏都舍不得买，只是到药店买了一味中药泡在酒里，每天喝一小杯以缓解疼痛。走在角湖村，类似于双胞胎弟弟、范启贵老人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记者：所有的药都在这儿了。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都在这儿了。
记者：这都多少钱的药？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像这种咳嗽的一般是一毛钱一颗，一般乡亲们也是一粒一粒地买，他们吃着好接着来，他们买多了他浪费。
记者：看一次感冒，犯一次发烧，到你这儿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普通的发烧的话就可能两到三块钱。
记者：两三块钱，对于这个村的村民来说负担重吗？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对于有的人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记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两到三块钱，应该是可以拿出来的。
记者：他花多少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钱我不愿意拿出来了，我花不起了。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一般就是说40块钱以上的。
解说：对于农村来说即使是人均纯收入4000元左右的小康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的可支出消费也仅300多元，这样的消费水平如果一旦生病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仍然是难以承受的。
角湖村村民：就是哪怕100元200元它在农村我们农民家也是一笔大开支，只要不影响生产还可以吃饭就不看医生，就是那个意思。
记者：就是看不起所以不看。
角湖村村民：对对对了，只能挨了,有钱的花钱，无钱的保命。
记者：在角湖村人均年收入大概是在两千块钱左右，这个水平在全国并不算是最低的，但是在这里农民别得病，只要一得病或者是看不起病或者就是因病返贫，在角湖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的情况随处可见，这里农民的健康状态令人担忧。
解说：在棋盘乡，农民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普遍存在着看不起病或者因病返贫的现象，可是如果需要看病，需要求医问药的时候，当地的医疗机构状况又如何呢？多年以来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县、乡、村的三级医疗网络，所谓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不出县，是这三级医疗网络的基本目标。
记者：这村里的乡亲们都信任你吗，信不信任你的医术？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有的信，有的还是不信的。
记者：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信的还是比较多。
记者：什么病你能看？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一般就是感冒。
记者：稍微大一点的病，你治不了的，你了解他们怎么办？
李先祖（角湖村村医）：大病就需要检查，带他们有时候到乡镇卫生院，再就是那个县级以上的医院带他们去确诊。
解说：李先祖的村卫生室，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体诊所，也只能为村民诊治一些类似于感冒、发烧一类的小病，义务承担一些预防接种、卫生宣传等预防保健工作。无论从技术力量、规模等各方面来说，村级卫生室还不能担负起农民日常的求医问药的需要。在三级医疗网络中，乡镇卫生院是最重要的。
记者：按照我们国家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的分布，棋盘乡卫生院应该担负起的是周围二十五个行政村，四万多农民的医疗保健工作，十点多钟的时候在我们的印象里应当是一个看病的人最多医院最为忙活的时间段，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棋盘乡卫生院是门厅冷落。
解说：所谓的大病不出乡，就是说乡镇卫生院应当具备一定的规模，拥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医疗条件，最普通的乡镇卫生院也应当具备尿常规、血常规、B超、胸透等常规检查能力，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科室设置以及做阑尾炎手术、孕妇生产等下腹部手术的能力。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就近治疗。潘芝家，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从17岁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记者：十点多的时候按说应该是看病的人最多的时候，但是现在是十点多我们看这医院里面一个病人都没有。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应该是可以的。
记者：可以是什么概念？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可以还有些病人。
记者：有多少 一天？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一天有一二十个人吧。
记者：一二十个，他们主要来看什么病？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有的是感冒，有的是妇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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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芝家 |
记者：都有几个科啊？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有内、外与妇（科），还有一个中医。
记者：中医。能做外科手术，比如说阑尾炎在这儿可以做手术吗？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原来可以做，现在医生打工去了。
记者：医生打工去了。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医生的素质，事业素质比较低落，求经济收益。
记者：现在咱们这个棋盘乡医院可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做三大常规检查，B超、拍片都可以。
记者：B超也可以做，拍片也可以做，现在棋盘乡医院是有这样的设备的。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有。
解说：在我们的要求下，潘院长带我们参观了棋盘乡卫生院现有的设施和设备。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这是B超，去年下半年办来的，五万多块钱。
记者：能用吗？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能用。
记者：我要现在能超一超吗？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可以。
记者：现在就能超？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嗯。
记者：这就是怎么用啊？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这得医生来，功能不很清楚。
记者：看着像不能用的样，我也不懂。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能用。
记者：这是什么？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X光。
记者：X光？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对。
记者：能做吗？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现在的机子球滚烂了 坏了。
记者：哪个坏了？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球滚坏了 这个。
记者：坏多长时间了？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有个把月了。
记者：那能修好吗？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修好 修好。
记者：那修不好也耽误你们。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修不好就重新买。
记者：要买啊。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嗯。
记者：要买多少钱？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要一万多。
记者：一万多块钱，这个钱你们出不起的话。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出不起啊。
解说：潘芝家院长带着我们参观了棋盘乡卫生院所有的设备和设施。X光机是十年前添置的设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损坏，B超机和手术室则因为医生流失、缺乏技术力量而不能使用，能够正常运转的设施和设备几乎没有。
记者：这些设备刚才您说也都有。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也都有。
记者：那就是人员的问题。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对 人员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器材都有，还有人得操作，现在卫生院的财政投入比较少。
记者：少到多少？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城乡每人五角钱，像我们棋盘乡来说是一年不到三万块钱吧。
记者：这给你们的拨款？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对 拨款。
记者：那你们一年要花出去多少钱？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我们一年的基本工资有接近12万。
记者：那收入一年能赚多少钱？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就是8万块钱的收入吧。
记者：8万，3万加8万 11万，还差一万。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还有缺口。
记者：那这个缺口怎么补呢？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有时候还要欠职工的。
记者：要拖着欠着。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对。
记者：今天上午我看了，给我的感觉好像看病的人不多。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一生：对 现在根本就没有。
记者：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一生：工资300多块钱。
记者：您以前是在哪儿？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一生：我在麻什村。
记者：村医，是吧，你是借调？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一生：对。
记者：就是让你来先充充，因为实在是没大夫了，所以让你来。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一生：对对。
解说：在棋盘乡卫生院，职工收入仅有每月300多元，这个水平甚至比周围农村村民的收入还要差。由于效益差、收入低，有不少卫生院医生办理了停薪留职外出打工，坚持在岗的仅仅有12个人。
记者：那这12名大夫每天做什么呢？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每天都在这儿坚持上班。
记者：有的时候工资还拿不到手，即便拿到手的话，工资水平又这么低，你怎么能安住他们的心呢？
潘芝家（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一般还是解决思想方面的事吧，从做工作的方面出发吧。
记者：做工作的方面出发。
解说：棋盘乡卫生院的医疗工作，实际上已经到了难以维计的程度。本来农村有着地域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特点，农民的收入又非常有限，设置乡镇卫生院就是为了使农民花较为低廉的费用就近治疗，可是乡镇卫生院功能的缺失，使农民不得不舍近求远，到价格相对昂贵的县医院治疗，这也是农民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的一个直接原因。
角湖村村民：他们那个县级医院，服务质量要高些收费标准高，就是我们农村没有钱，到那个地方受不了，有时候有一个病，一见到上千元的费用根本花不起，根本花不起。
记者：那么有一些病不大不小的是不是就可以在乡卫生院就解决了？
角湖村村民：乡卫生院各种设备都没有，有些时候你到乡卫生院看了以后，你还得县医院去检查。
记者：费二道手续。
角湖村村民：费二道手续。
解说：监利县是一个拥有105万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县，地方财政能力非常有限。虽然财政窘困，但仍然会每年投入上百万元到23个乡镇一级的卫生院，并且这种投入还在逐年增加，仅2004年就比上一年增加了40％。然而这样的投入对乡镇卫生院来说平均下来也仅仅几万元，仍然杯水车薪。二十多年来，乡镇卫生院由于缺乏资金，也只能步入市场化的竞争。但是无论从自身实力、资金、技术、规模等各方面来说，都难以与大医院相抗衡，所以日渐衰落、难以维计的恶性循环，就成为很多乡镇卫生院的现状。仅监利县就有近50％的乡镇卫生院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
记者：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尤其是乡级卫生院功能的缺失，再加上长期以来对于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不足和地方政府财政的窘迫最终导致了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矛盾已经存在，出入又在何方呢？
解说：这是1976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影片记述了开始于60年代中期的我国合作医疗制度。当时在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比较贫困，绝大多数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使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民求医问药的问题，当时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是这项制度的创始人。
记者：60年代的时候是您提议搞农村合作医疗，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
覃祥官：全国农村农民没钱治病怎么解决，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农村的信用社是入股建的，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商业搞合作社也是入股建的就摆脱了奸商的剥削，在农业上搞了高级社就摆脱贫困的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医疗上能不能合作。
记者：就在当时为什么农民只能采取合作这种方式才能看得起病。
覃祥官：这个看病也和打铁一样要有药、有医才能把它打得好，独树不成林，还是要有人帮。
解说：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挂名成立，当时的村民每人每年交纳一元合作医疗费，再从农村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五毛钱，共同构成合作医疗基金。加入了合作医疗，农民只需要交五分钱挂号费，吃药、看病、打针、治疗就不用再交钱了，为了增强实力、减少开支，村集体还划出一块土地，由覃祥官带头种植草药，建起了土药房，自治中草药制剂。所谓的一把草、一根针的原始医疗方式，确基本解决了村民缺医少药的状况。
1968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结合赤脚医生的经验迅速被推广到全国，到70年代末期，全国有95％以上的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受益，农民健康水平有了基本的保障。80年代初，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施行，集体财产都包干到户，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覃祥官老人创建的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渐消亡。
记者：二十多年来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因病返贫渐渐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覃祥官的家乡――湖北省长阳县成为首批试点县之一。
记者：大妈您刚做完手术啊？
患者：对，是二号做手术的。
记者：二号做手术，这个手术一共花了多少钱？
患者：有四千多，四五千。
记者：全是借的？
患者：全是借的，然后有了这个新合之后，你自己能花多少钱？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四千多块钱，可以报两千多块钱。
患者：按照什么比例？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分段报销，一千块钱以内减去门槛费，门槛费是起付线，起付线是一百元，减去一百元，一千以内报40％，一千到两千块钱的部分报50％，两千块钱以上的部分报60％。
记者：那实际上他们就等于花两千多块钱。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花两千多块钱，但是这个手术比较大，她本身是一个胆结石手术，在胆肿管有这么大一块石头，这么长，胆肿管已经阻塞了，不做手术是不可能的，进来的时候情况是比较差的。
记者：大嫂，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新合作医疗你会来给你妈做这个手术吗？
患者：今天就来不及，可能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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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友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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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县磨市卫生院 |
解说：开展新型合作医疗，各地做法虽有区别，但总的原则都一致。以长阳县为例，本着每个农民自愿加入的原则，国家拨款10元，省、市、县三级地方财政拨款10元，农民自己支付10元，共30元组成合作基金。在农民所交纳的10元中，有7元属于家庭门诊帐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是五口人，那么家庭帐户上每年就有35元，用于家庭成员的门诊费用，可以随用随取，用完为止。另外3元，与国家地方财政拨款的20元，共同组成大病统筹基金和风险保障基金。如果生病住院花销在100元以上的部分，都可以按照不同比例从大病统筹基金中报销，报销总金额以10000元封顶。
记者：多大？
花桥村患者：17岁。
记者：17岁，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花桥村患者：花桥村。
记者：你们家年收入能有多少？
花桥村患者：资金很困难，收入啊，一年人均是两千吧。
记者：两千多块钱，那院长，她现在的阑尾炎手术要参加新合之后。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因为她情况粘连比较严重，大概整个需要医药费估计一千三到一千五之间，可以报六百。
记者：将近一半了。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可以报一半。
记者：如果减去六百，你们家就花六七百块钱，对你们来说能够承担吗？
花桥村患者：那还是可以吧。
记者：还可以，你觉得参加这个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花桥村患者：减轻家里的负担。
记者：减轻家庭负担。
解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是一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在最高限额以内，病越重相对得到的报销比例也就越高，这就部分缓解了农民在经济上的困难，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农民无钱看病或因病返贫等现象。另外一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
记者：对于这个乡卫生院来说在没有实行新合之前会有这么多的住院病人吗？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没有。我们过去平均每天的住院病人大概是六位到八位。
记者：六到八个，现在？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是十八到二十，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
记者：那住院病人越多可能对你们来说收入也就越多是吧？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那是肯定的，那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月收入基本上翻了一番，那是相辅相成的。
解说：为了使农民花最少的钱得到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政策上向乡镇一级卫生院倾斜。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看病，报销比例会比县市一级医院高，这样农民看病大都选择了乡镇卫生院。运行中，政府还规定了乡镇卫生院治疗和卫生费用的最高限价，并且完善了监督机制，这样就保证了农民以较低的费用得到治疗。而乡镇卫生院因为营业收入的增加，可以购置设备、培训人才、增强医疗水平，这就形成了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
记者：小孩有什么病啊？
村民：小孩着凉了。
记者：着凉了，你为什么不在村医院看要跑到乡卫生院来看呢？
村民：感觉到这儿来还是放心些。
记者：到这儿来看放心。
村民：嗯。
记者：像他这样的一个小孩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这一普通感冒一般花十多块钱。
记者：十多块钱，如果她要到县医院去看一个同样的病的话一般花多少钱？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那估计检查其它的费用加起来比这个多一倍。
记者：要多一倍，那如果在村医那看呢？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村医来看一般的简单处理花几块钱。
记者：像您一天能看多少个病人？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一天四十来个病人。
记者：多少?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四十。
记者：四十来个？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医生：对。
记者：有一种说法，说是你们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两个，一个是农民，一个是乡一级的卫生院。
胡友旭（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这是农民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他得到信誉，这是多方面的受益。
解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长阳县已经开展了两年多的时间，两年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这个制度中受益，然而一项新的制度的运行仍然需要摸索和实践，一些出现的问题也值得探讨和研究。
记者：看你走道还有问题吗？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还有点问题。
解说：陈方林是长阳县磨市镇一位普通农民，2005年3月，陈方林小腿骨意外被砸伤形成粉碎性骨折。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当时我没有钱，我本来没有打算做。
记者：要花多少钱？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是五千多块钱吧。
记者：问题是你不做的话你这个骨折怎么治啊？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准备就让它自己长啊。
记者：你觉得它能长好吗？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那肯定就残废了。
解说：陈方林一家在当地属于贫困家庭，五千元的医药费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担，因此陈方林一度放弃了医治的想法，准备让小腿自然愈合，如果采取自然愈合的方法，陈方林肯定会残废。在卫生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反复劝说陈方林做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陈方林才做出决定。
记者：那你既然参加合作医疗你为什么不敢做这个手术呢？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合作医疗报一部分，我自己还有一部分，我没有钱啊。
记者：给你报销了多少钱？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报销了一千七。
记者：也就是说你自己花了三千多块钱，这三千多对你来说能承受吗？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不能承受，三千多都是找别人借的。
记者：三千多都是跟别人借的？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嗯。
记者：即便参加了合作医疗就是说你还是看不起病的。
陈方林（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是啊。
解说：三千多元对于陈方林的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如果当时的费用更高的话，陈方林将放弃医治的想法。像陈方林这样虽然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因为贫困仍然看不起病的人在各地都有存在。
记者：你们家一年能挣多少钱？
马世春（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也就有两万多块钱，在跟其他的乡亲比一比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可以说算是中等偏上的吧，中等偏上，赶得上一半吧。
解说：汪菊衍是长阳县一位普通农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早年因为孩子上学，家庭负担重，一直没有做心脏矫正手术，身体也越拖越糟。2003年孩子毕业了正好又恰逢长阳县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家人才决定给汪菊衍做了收入，花了六万元手术费，回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给她报销了最高限额，整整一万元。
马世春（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当时我的医药费用这个钱还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记者：其他的五万你们怎么解决的？
马世春（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一个是自己当时有一万多块钱，找自己的弟兄姐妹借的，都是借的。
记者：这四万多都是借的，那这两年前做的手术现在还了多少？
汪菊衍（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现在还有两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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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世春夫妇 |
记者：还剩两万块钱没还得了是吧，那你们一年差不多能还一万，也就是说你们家还有点积蓄，还能借来这个钱，所以敢去做这个手术，那如果像一般的农户可能家里一时就是借也借不来这个钱的话，这个手术估计就不能做。
汪菊衍（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对 就不能做。
记者：即便是国家给你们报一万块钱的话恐怕也做不起这个手术。
汪菊衍（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还是不能去 不敢去，那就是等于说这个病人就在家里面待着，等着死了，没有办法。
记者：村子里有这样的情况吗？
汪菊衍（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有啊。
解说：王菊衍一家的收入在当地已经是中上水平，可是2003年做的手术，现在仍然欠着两万多左右的外债，未来仍然需要两三年时间去偿还，这种因病返贫或者有些本身就收入低下看不起病的现象仍然存在。
记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长阳县推行以来主要受益的是农民，农民里面也分不同的群体，比如收入多的、收入少的，那么受益最大的是哪个群体，哪一块？
汪学胜（长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受益最大的人应该是中间这个群体。
记者：非常穷的农民每年交十块钱，但是他要真的遇到一些大病、重病的话，一下子花了万把块对他来说也是很难以承担的。
汪学胜（长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制度70％以上的人认为这个制度还是好的话，那么就觉得这个制度好，事实上一个制度所有的事情都管得好那也是不可能的。
解说：看一场病支出的也许是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总和，对于生活水平低下的农民来说，这种负担是难以承受的。另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而患大病的农民，最多也只占总人数的5％，绝大多数农民需要的是预防保健和日常疾病治疗。可是人均7元钱，对于有些家庭看病治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次，国家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允许各地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来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但是如何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尽可能运好这个制度，尽可能避免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返贫问题的出现，仍然需要各地方政府不断摸索和实践。
四川省都江堰市也是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从推行之初，都江堰就制定了一套不同于其它试点地区的做法。
记者：您这是今天在这儿看的病啊？
都江堰市农民：对。
记者：你花的现金是看门诊吗？
都江堰市农民：看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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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学胜 |
记者：你是交的现钱还是用你的本去划的？
都江堰市农民：用本来划的。
记者：你今天划了多少钱？
都江堰市农民：划了四块钱。
记者：那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本你可以到这儿来看门诊，不用带钱了。
都江堰市农民：对。
记者：你今年划了多少钱，划超了没有？
都江堰市农民：没有划超。
记者：还没划超，这上面还剩多少钱？
都江堰市农民：现在，嗯，我不晓得，还剩两块多钱。
记者：这个新合能够让你们享受到什么好处？
都江堰市农民：节省钱了。
记者：节省钱了，你交十块钱但是能享受到十五块钱。
都江堰市农民：十五块钱。
解说：在都江堰，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都有一个家庭门诊帐户。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只缴纳十元钱，可在家庭帐户上却记载着十五元，而且农民看小病、看门诊只需要带着这个家庭门诊帐户，不交现金也可以看病吃药。
记者：农民交了十块钱，结果他有十五块钱的家庭帐户，那五块钱是从哪儿来的？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国家补贴的二十元当中的大病统筹当中拿出来。
记者：你们这么做合乎国家政策吗？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国家政策没有明显的界定，但是国家只有一个，既要保小又要保大，所谓保小就是要保基本医疗部分，要保农民的受益面，因为毕竟患小病看门诊的人占95％，如果95％的人的基本医疗门诊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受益面，这个制度的可行性，我们考虑就值得思考，根据都江堰市农民发病的情况，平均人每年看小病一般是四次，如果五块钱八块钱十块钱是解决不了绝大多数农民患小病的问题。
记者：那十五块钱就能解决吗？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我们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有一个互助问题，比如一家人如果是三个人那他就有45块钱，都可以用到得病的老妈妈一个人身上，一般我们的平均门诊处方每人是7元7毛6，他老妈妈一年看五次病完全可以解决了。
记者：看一次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要多少钱？
医生：平均大概就是六到八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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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定松 |
记者：六到八块钱，对你们来说能够承担得起吗？
农民：承担得起。
记者：承担得起，那以前是这个数吗？
农民：以前感冒了就看不了，就不来了，现在有这个文件，这个医疗本，我们有点病就看就不严重，没有感冒也来看，以前是没钱能不来就不来，以前是能不看就不看，现在是有点病就赶紧看，赶紧就看，这个医疗本还是好。
解说：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内，都江堰本着让所有农民受益，保证农民日常疾病治疗的原则，基本上避免了农民小病拖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通过政府的调控职能又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外想办法，基本解决了新型农民合作医疗，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部分贫困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对于贫困人口脆弱的弱势群体，政府采取了三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民政用救助基金代他们交基础资金部分，他交不起啊，有的连十元都交不起，让他进这个制度，能够享受到这个制度。
记者：就是在这个名单上的人用民政基金。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我们政府也有八千到一万是全部用民政基金代他交十元。
记者：我就假如举一个例子，您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赤贫的农民，就像您刚才说在名单上的人，我一百块钱住院费花不起，我能不能住进去？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可以，只要他是名单上的人。
记者：那我住进去以后，我一百元花不起，那肯定接下来的治疗费，我还是花不起。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对。
记者：那我到时候这笔钱谁给我买单？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新型合作医疗拿30％，剩余的部分贫困救助资金拿50％，所剩的20％和一百块钱门槛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乡镇人民政府都解决了。
记者：也许有这样的情况，一百块钱门槛费我交得起，但是治着治着我就发现这笔钱我承担不起了。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贫困人员不收预交金就不存在他医不起了。
解说：都江堰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现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础上，通过政府的调控手段调动所有可调动的力量，来解决农民整体求医问药的问题，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同时，都江堰也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开发了一套自动化网络系统，不仅可以实时查询每一个农民求医问药的情况，而且在农村预防保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任可佳(都江堰市信息化管理办公室主任)：另外这个人的健康档案是什么情况？他这个人喜欢烟酒茶，另外心肝脾肺是正常的，个人病史有糖尿病，另外四肢关节，淋巴眼病是没有的，整个情况清楚，另外他个人病例，他就是做过，12月9号做了大病，今天就有了一个记录，另外他看到两次门诊，那么这个数据若干年堆积的话，最后就对这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就有个准确的刻画，我们现在的查询是12月1号到12月9号所有大病住院的人各种病情的一个排序表，另外是他按医院的一个排序表，另外还包括了图表的反映情况，急慢性支气管炎一共是发生了25例，肺炎发生了16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生了12例。
记者：给我的感觉到底防保的目的是什么？防保什么，就很清楚了。
肖定松(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这样子掌握了整个都江堰市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患病状况的信息，通过这个信息政府将来进行分析，制定措施去干预它，才能保证健康人更健康。
解说：实际上任何新的尝试都不一定会从根本上一下子解决问题，由于三十元的基金总额不变，都江堰提高了农民家庭门诊帐户的金额，就必定会降低大病统筹基金的总额，降低大病就院的报销比例。2006年，国家财政给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又增加了10元，都江堰市政府准备把这10元纳入到大病统筹基金，增加农民大病住院的报销比例，以缓解农民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因病返贫等问题。为此，都江堰的主要领导已经不止一次和农民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商讨一个更加符合农民意愿的大病统筹报销比例。
演播室：到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在全国基本推行，到那个时候全国的大多数农民都将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但是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有政府的行政能力等等各方面都是存在着地区差异的，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各个地方如何从当地农民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出发用好这一制度，真正为农民解决求医问药的困难是摆在每一级政府面前的课题。
被采访人：
李禄平 角湖村村民
李禄平妻子
李在云 李新平儿子
李新平妻子
潘芝家 监利县棋盘乡卫生院院长
李先祖 角湖村村医
范启贵 角湖村村民
胡友旭 长阳县磨市镇卫生院院长
覃祥官
马世春／汪菊衍 磨市镇三口堰村村民
陈方林 磨市镇救师口村村民
肖定松 都江堰市新型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
任可佳 都江堰市信息办公室主任
总制片人：梁建增 赵微
制片人：张洁
编导：王剑锋
摄像：王晓鹏
录音：罗金光
助编：韩洪刚
责编：郑刚 宋薇
合成：张东升
解说：姚宇军
选题策划：吴征
策划主管：赵华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责编：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