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５８％，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５２％，已成为支撑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月工资主要集中在５００至８００元。其中月收入在３００元以下的占３．５８％，３００至５００元的占２９．２６％，５００至８００元的占３９．２６％，８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７．９％。有２８．０２％的农民工领取工资为按年领取，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４７．７８％，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３５．６８％和１５．６８％（据新华社４月１６日电）。

　　每月８００元已算高工资，不能基本按时领取的比例超过了半数，有近三成农民工居然拿的是“年薪”……这样的统计数据，应引发每个人尤其是公务员们的深思：２００３年，全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为１５４８７元，被认为是“偏低”。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０２４元升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８４０５元，其中北京市首次超过３００００元，舆论仍然“普遍认为不高”。而广大农民工的低工资又有谁关照并且呼吁过呢？

　　企业家的年薪，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往往是自己签单自己发放，一点儿也不会缩水打折扣；公务员虽然没有年薪，但旱涝保收，１９９９年以来４次加薪，财政累计支出４０６６亿元，而且政府官员灰色收入和隐性支出难以控制，仅拿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款旅游这“三公”消费来说，每年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差不多快要抵上全国农民工的工资总额；相形之下，农民工兄弟领取的所谓“年薪”，却令其愁眉不展、心情惴惴难安――每月五六百元，一年还不到８０００元，如今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要是碰上恶意欠薪者，打工一年还得赔钱。

　　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不少企业已采取了周薪、日薪、时薪制，在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仅占４７．７８％的薪酬环境中，我们的农民工何敢对“年薪”这张画饼产生多少奢望呢？对照这份调研报告，我们在为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巨大奉献投以无尽敬意的同时，应感到深深自责。据统计，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６年，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中国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资本积累总额超过了２万亿元，约占我国全社会资本存量的２／３，正是这种“原始资本积累”撑起了改革开放与经济跨越的坚实基础。时至今日，亿万农民兄弟洗腿上岸，放下锄头穿上工装，成为工人阶级队伍新成员、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他们还在以低工资为城市发展提供资本，还在拿着缺乏保障的“年薪”，我们汗颜。

　　工资歧视伴随着身份歧视、职业歧视和社会地位歧视，既是一种制度性歧视，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剥夺，久治难克的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即是鲜活例证。尽管国务院在不久前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同工同酬”的刚性要求，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却是：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多在３００到５００元，而１／３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居然停留在这一低水平区间，仅能勉强维持生存；劳动力廉价到如此地步，还有那么多人的工资按年支付、存在拖欠风险――这些信息，向整个社会的工资支付机制、工资增长机制、防范欠薪机制敲响了警钟。 (作者: 发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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