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消息（经济半小时）：
手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日常用品，我国在这个方面已经创了一个世界首位，在去年这个时候，中国手机用户就成了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亿7千6百万亿，固定电话达到近2亿户。就在这世界第一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数字。信息产业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这个报道说，2001年全国因盗用通信设施和用户恶意欠费而造成的损失超过200亿元，全国电话用户平摊下来，每户得60元。
广州——黑公话猖獗
在广州，黑公话的情况比较的严重，整个广州地区黑公话的数量是高达2万多部，在全市130多条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一些自然村中，每个村中的黑公话的数量最少在70部，最多达到了300多部，记者在一些黑公话比较猖獗的地区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从广州打长途固定电话到北京，应该是1分钟7角钱，这是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然而，在广州，也有1分钟两角钱的长途电话，整整便宜了3倍多。
位于广州白云区城乡结合部的同和西牛角村，流动人口多，人员结构复杂，是广州市黑公话较为严重的一个地区。当记者向这里的居民询问是否有便宜的长途电话可以打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的。
按照一位商贩的指引，记者来到了一家黑公话的窝点，房间角落里的两部电话都有人在使用，更多的人则是在排队等候。房间的墙面上散乱的缠绕着一些电话线，旁边用粉笔写着“长途直拨2角”的字样。
就在距离这家黑公话50米远的地方，记者又发现了一家同样的窝点，这家窝点的规模显然要大的多，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就安装了8部电话，生意也显得格外好。每部电话几乎都在不停的工作着，一个老板摸样的人带着两个雇工正在忙着不停的收钱。
然而就在200米外，几家挂有“中国电信”牌子的正规电话厅中，却显得空空荡荡，很少有人来打电话，这里的经营者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黑公话之后，他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记者在一家黑公话窝点里等待了十几分钟，才有一部电话空了出来。记者试着拨通了一个广州到河南的长途电话，总共的通话时间是7分42秒，话费却只有1元6角。
这家黑公话的老板告诉记者，在这里，从广州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长途电话，都只要两角钱一分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拨这样一个长途电话究竟需要多少钱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广州电信天河营业厅，在这家正规的电信营业厅里，记者再次拨打了从广州到河南的长途电话，时间同样是7分42秒，收费为5元4角，即每分钟7角。
显然，黑公话的收费要远远低于国家电信部门所规定的标准，由于收费低廉，再加上黑公话猖獗的地区大多处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外来打工人口集中，长途电话使用率高，这些条件给黑公话的非法经营者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记者从信息产业部了解了一下，不仅仅广州，从去年7月1日我国取消电话初装费以来，各地电话用户的恶意欠费就急剧上升。2001年全国因盗用通信设施和用户恶意欠费而造成的损失超过200亿元，全国电话用户平摊下来，每户得60元。
这2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投资200亿元，就可以修一条从北京到沈阳的高等级高速公路，而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的总造价也只有148亿元。
恶意欠费者的手段
这样大数额的国有资产到底是怎样流失的？恶意欠费者到底采用了哪些手段？我们的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调查，揭开了一些秘密。
一分钟两角钱的长途电话，这些黑公话的非法经营者们究竟是怎样赚钱的呢？在和一家黑公话的老板聊了多次之后，他终于对记者放松了警惕，并向记者传授起了恶意欠费，谋取暴利的高招。
“借身份证来办，停机之后再借。”一位老板说。
不单单广州如此，上海移动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当记者来到上海移动分公司的记费信息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一个异常信息的告警记录，从告警记录上可以看到一个用户有多个手机，户名都是一个人的，但是手机费用都是累计几个月没有付费。
是什么人会一下子买好几部手机，而且还是用同一张身份证来登记呢？经常接待入网用户的金经理告诉记者，他们管这种人叫黄牛党，专门倒卖手机号给一些想恶意消费的用户。金经理告诉记者，黄牛党买了很多部手机，转给真正使用的使用者，在上海移动分公司的电脑里使用者的名字和实际使用者的名字是不相符的，追过去的话追到底的话可能是黄牛，可能是假的身份证。
假身份证还能有可能防范，用真的身份证的恶意欠费者就让运营商防不胜防。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了用真身份证登记的恶意欠费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用户有种心态，以为欠费数目不大，不会被起诉，即使被停机，换个运营商就可以继续使用移动电话。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跟联通之间没有互通的信息，如果把他们的电话恶意消费（后）转到联通去，联通也没有办法制约他。
彻底防止恶意欠费——路漫漫其修远兮
记者了解到的仅仅是欠费者的部分手段，虽然简单，但让电话运营商却很头疼。无奈的电信商只能采取停止服务或发展预付费业务来对付这个困难。上海移动通信公司的万国光先生告诉我们，他们会去追讨恶意的欠费，他们也会采用不同的手段。如果一直用户坚持不还款，他们就会启动司法程序，把恶意欠费的用户告上法庭。
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用户欠费一千多元，通过信件，通过短信打电话给他本人联络，他都拒绝付这个款。那么现在对他，上海移动通信公司已经启动了一个司法程序。
因为每一笔欠费都会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进行追欠工作，在上海移动公司里目前有70多个人员在负责这项工作，在催欠方面上海移动通信公司的投入是很大的。
开始的时候，上海移动通信公司就一直在考虑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堵住欠费，特别是恶意欠费的可能。包括在公司内部建立反欺诈系统，也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用户信息的管理等等，但客观上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些恶意欠费的人他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万国光先生说：“比如我们要求用户入网时要查验他的身份证，以确保用户信息的可靠性，来保证将来这种欠费恶意欠费的现象的减少。那么有些人就会用别人的身份证来，那么改变这样的措施，说用别人的身份证不行，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身份证，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那就出现甚至于假的身份证。”
在这些年的追讨过程中，万国光先生最深的体会是，上海前两年开始启动了一个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平台，这个平台是作为全上海共享的一个平台。但是这个系统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用得很广泛，现在可能只有两百多万用户。
万国光先生认为，企业在做催欠清欠这种工作，实际上从广义来讲，就是建立社会的诚信系统。像上海这样一个诚信系统是走出了第一步，但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
事实上，不仅仅我国面临这样恶意欠费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此而头疼。据统计，全球每年由于电信用户欺诈所造成的损失约占电信营收总额的5％。在欧洲，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减少收入近170亿英镑，损失最高的公司占其年收入的12％。据德国电信公司测算，仅因为用户伪造电话卡，该公司每年即损失一亿马克，约4299万美元。
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商务官员张海洋先生告诉我们说，美国电信每年欠费额总量在80到100亿美元左右。但是因为考虑到美国电信业年营业总额是7000亿美元，和这个营业总额相比，欠费额并不算太大。在这个欠费金额当中，其中恶意欠费的比例在欠费总额当中大约占30％左右。得益于美国比较完备的社会信用机制，美国电信公司通过这种机制把这种风险降到了最低。
例如，一个美国人要去申请一部移动电话，他首先要去跟营运商去谈，然后签合同。营运商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把他的社会安全号输入，电信公司的社会信用评估查询系统去查询，如果这个顾客的信用良好就可以签一般是一年的合同，如果顾客他的信用出现问题，电信公司就可以拒绝提供这种服务。除了信用体系之外，电信公司通常会有一个双保险，在顾客的信用记录查询之外，签合同的时候还要求顾客提供一个信用卡号，这样如果出现恶意欠费到一定程度，它可以从顾客的信用卡上直接划钱。
张先生自已也有过不小心欠费的例子，有一次他回国探亲两个月，手机没交话费，等他回到美国之后，办公桌上就堆了一大堆的交费通知单。开始来的信都是电话电信公司的都非常客气，等它转到电信公司里面的追帐中心后，语气就很严厉了，说如果不立即交钱的话，您的手机将会被终止服务，同时您的信用记录会受到影响，而且我们的律师会直接和您联系。因为怕信用受到影响，所以张先生赶快打电话过去，把信用卡号报给它们，把钱划走。
在广州采访时，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些黑公话非常猖獗，有一些就开在自己家里，更有一些就放在村口，摆张桌子，安几部电话就开始营业了。在一条200米长的街道上，竟然有十几家黑公话在营业。这些黑公话怎么就会没有人管呢？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广州电信1000的投诉电话，向广州的电信部门反映黑公话的问题。按照投诉部门的要求，记者将所记录下来的黑公话号码告诉了工作人员，并等候消息。然而两天以后，当记者再次来到白云区西牛角村时，却发现这几家黑公话窝点的生意依然兴隆。
为了进一步了解广州市电信部门对黑公话的查处情况，记者又来到了广州市电信局，负责宣传的一位姓周的女士接待了我们。当记者提出想了解广州市黑公话的现状和广州电信局的相关对策时，她却以没有上级部门的同意为由拒绝了采访，并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广州电信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广东省通讯管理局了解情况，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黑公话，追究起来难度很大，要想查处，必须要依靠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协作，电信部门单独的行政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一些技术防范的手段，但技术手段再先进也是有极限的，说到底还是要解决市场环境的问题。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合作开发部主任陈育平先生，进行电信市场研究已有25年历史，他说：“对于运营商来说欠费是使得收入降低了，有一部分钱形成了呆账，资金是收不回来了。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运营商的钱收不回来，那么它将来投入到新业务开发的资金就不足。这样使老百姓享受新业务的利益就减少了。”那么，事先怎么能够把这个漏洞堵起来呢？陈育平先生告诉我们，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建立一种信用体制，根据用户的不断变化，他打出打入的情况，能够分析出这个用户是属于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欠费。目前，这整个的信用体制是由各个运营商自己来建，国家还没有涉足到这一块。从现在来看，由于市场竞争的问题，各个运营商之间都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运营商之间因为商业秘密的问题，它的用户资料不可能都提供给对方。在这种情况下，成立这种（信用体制）联盟是必要的，但是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实施得了。
他告诉我们，现在大概有几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司法方式，比如说像在海南，像在其它的一些省份。开始采取司法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用司法的手段收回的，只是占全部费用的大概百分之二三十的样子。另外，可以利用固定地，派驻一定的人力定点去收缴费用。在有些地方这种情况做得比较好，比如像浙江，当月的费用能够收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陈育平工程师还提到这么一点，上海移动与上海的信用征集公司，叫上海资信公司建立了联系，手机用户欠费经数次追缴仍不交纳的，个人信用记录中就会留下污点，就不得不背几年的“黑锅”，这其间如果向银行申请贷款可能吃闭门羹。不过，目前上海市只有273万市民拥有了“个人信用档案”，只占上海常住人口的两成。只有个人信用档案进一步普及并且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各方联动的信用体系，欠费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彻底的解决。（《经济半小时》记者：周人杰 罗垠 李萍萍 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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