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消息：中下层收入者在中国税收结构中承担着较大的份额，而富人的贡献甚微，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体制不健全，就会诱导有些人包括富人去投机取巧，去做那些违法行为。
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社会每个阶层都必须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为什么在我国富人逃避社会责任的现象会这样突出呢？就像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富人逃税现象？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目前中国的确出现了一种很怪的现象，即纳税大头是工薪层出，反而，那些富人的贡献甚微，有的甚至去偷税。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制度体系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因为我国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约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还不到20年时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把收入分配给单位或公民，这样国家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公共积累的，而是通过计划来获得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比较缺乏纳税意识。在国外，富人逃税非常危险，一旦被查证，将来会有很大麻烦，不仅信誉扫地，而且在社会上生存都很困难。所以这些富人可能会去合理避税，但很少去逃税。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时间短，所以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富人阶层偷逃税，现在被抓起来了，过去为什么没有被抓呢？可能是这些富人托了人情就过去了。说明我们的纳税监管措施本身很不完善。再比如，很多富人把个人消费像购买房子、汽车等，打到生产成本中去，本来是个人消费行为，这部分收入是应该纳税的。
记者：您是说因为制度实行的时间短，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善？
李强：是的。一个制度的完善需要很长时间，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英国，个人税收体系建立约有上百年时间，相对来说，他们的制度更完善一些。而我们的制度就要差些。最小的例子，我们现在很多交易还都是现金交易，而在国外，很少有人用现金交易，主要是用信用卡。在美国，一个人口袋里很少有100元以上的现金，因为没必要。他要买的一切东西几乎都可以通过信用体系完成。而信用体系很容易受到银行的监督。比如买汽车，很难说它不是个人消费，想打入成本很困难。
有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就像是给人们的行为铺了轨道，不按它走就会越轨，就会出事故。这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逃税尤其是富人逃税行为。
记者：您是不是觉得在有些方面，人们对富人的违法行为更难原谅？
李强：至少在逃税问题上，我们不应该从个人品质上去判断富人，不是说一个人富了就为富不仁，就品质不好，这一点中国人过去对富人有误解，人们经常说富人为富不仁，好像富了就必然不仁。其实富人不见得都是坏人，那些合法致富的，不能说人家为富不仁。但是体制不健全，确实会诱导有些人包括富人去投机取巧，去做那些违法行为。也就是说，要做到全社会应该纳税的人都不逃税，首先应该健全制度，防止有人偷税漏税。
富人因为挣得多，受到的关注更多，所以更应该按规矩做，否则更容易被发现。
一个人为社会做了贡献，社会就给他一定的回报，这是一种交换，但现在我们的这种交换还不是很公平
记者：围绕富人逃税，有一对概念经常被提起，那就是权利与义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强：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正是我要说的富人逃税的第二个原因。一个公民有义务依法纳税，但是承担这种义务的人一般有一种权利，即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但我们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民间流行一种观念，就是谁纳税谁是大傻瓜。很多富人不是比着去纳税，而是比着去逃税，好像谁逃税最多，谁最光荣。这就是说他们意识到权利与义务是脱节了。
世界很多国家实行的都是高额累进税，这样富人要承担很大的税率。这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要发展，第一步要刺激经济发展，第二步就是要寻求一定的公平，不能是有人巨富，有些人生活非常悲惨，所以通过纳税来调节社会的福利体系，使得穷人也能生活下去。所以，富人在社会上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但我们国家对这些承担了很大社会责任的人的权利，过去考虑的少了点。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体现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呢？
李强：我觉得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应该有一个纳税记录。纳税是他的一种责任，或者说义务，这是很光荣的事。即便是工薪层，他的个人所得税每个月从工资里直接扣了，累计起来也不少，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我纳了多少税的单据，也没有人给我累计过。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因为计算机系统这么发达，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一个人可以尽义务，但他尽了多大的义务，应该有记录，换言之，建立个人纳税记录账户，表明对社会做过贡献的人社会不会忘记。这种记录就算是给纳税人的一个奖状吧，或者给他一定的社会名誉，或者将来在他的养老、福利、保障、就业等各方面给予照顾。因为一个人可以今天很富有，明天也可能会破产。所以说税收不单单是收钱，应该给纳税人享受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古时候有人捐助了什么干了什么事，都会有功德碑等，现在也有以捐助人名字命名的某某楼、某某基金，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换，你为社会做了贡献，社会就给你一定的回报。但现在我们的这种交换还不是很公平。不要忽视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矛盾，如果一个人只是纳税，也没有记录，从来也没有人来告诉他这一生纳过多少税，也没有人告诉他他纳的那些税都用到哪儿去了，那他心里就会说，那我纳它干什么呢？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辈子学吃、七辈子学穿”，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记者：您前边提到的都是富人逃税的客观原因，那么您认为富人本身在这种违法行为中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
李强：这涉及到如何从总体上看待我国富人阶层的素质。最近20年，我们的社会分化得很厉害。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竞争的好处在于很好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国民财富增长得很快，整个社会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从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这是市场经济好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残酷的竞争下，贫富差距分化很大，而且现在这种差距还在继续加大，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富人阶层，他们集聚了很大一部分财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富翁层，因为有很多财富，他们一般都会承担甚至是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这些国家的慈善事业都很发达。中国这几年这方面也发展起来了，有很多慈善机构，实现一些捐款，使得一部分财富流向最需要财富的人中去。
但是，因为我国的富人阶层形成时间还短，总的来讲，他们的素质还不是太高。当然，相比之下，中国90年代的富人比80年代的还是有很大提高。80年代时还不叫富人阶层，也就叫万元户吧，很多是靠胆子大、敢闯敢干发起来的。90年代的富有者大多是从事金融业、房地产、高科技等发展起来的，这是那些没有文化、低素质的人所不能介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素质有很大提高。但毕竟这个阶层形成时间很短，与国外的富人阶层比水平还很低。有一种说法叫“三辈子学吃、七辈子学穿”，就是说富人学会穿都不是一辈子能学会的，是七辈子的事。所以说富人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记者：虽然富人阶层综合素质不高，不过中国并不缺乏赚钱的能人。
李强：应该说中国如今的富人阶层集聚财富的能力不弱，有的人能力很强，但仍然不能说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富人在很多国家是个受人尊敬的称谓，但在中国就不是。中国的富人在人们心中地位比不上国外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富人捐助事业与国外的不能相比，但要是比吃喝玩乐倒可以领先。也就是说中国一些富人的财富挥霍的不是地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服务性行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很发达，只是在个别地方存在，但在国内却相当发达。什么人会来这些地方呢？是那些富起来的人。如果这些人用这些钱捐助教育事业，那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最初都是私人捐助的。
其实捐助也是一种交换。世人也都知道，有些富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不都是那么干净的，等发达后再捐助也有赎罪的含义。我国的富人应该对照人家，反省一下。
不过毕竟这个阶层形成的时间短，应该给他们一个学习的过程。（李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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