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连线]刑侦和心理专家析杨新海杀人案

　　记者：这就提到了刚才说的侦破上，是不是说话我们过去侦破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分析犯罪的心理，把握他的作案规律，这方面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高：我提点我的想法，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往前进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得事情复杂程度增加了，我觉得刑侦这个工作也不除外，它的整个破案成本和操作成本在增加，很大一块可能这方面，我们以往概念中可能杀人罪犯是很凶恶的，甚至你可以一眼看出来他应该还有一些比如经济案件，大家觉得大的，有些案件从开始会隐藏非常相对来讲不起眼，包括这个案件，我觉得至少这么几个特点，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包括农村地区，它的刑事案件上升，应该说以往包括现在，我们国家乡村地区的警力比例应该说远低于城市地区，为什么这样考虑，也是因为多数的刑事案件发生在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这些乡村相对比较闭塞，或者人员流动不太多的地方大多数刑事案件也是很少的。

　　毕：我稍微插一句，犯罪发生的比例和人口密度成正比的，人口密度越大，案件发生越多。

　　高：对，所以我想现在这样特殊情况下，我们有很多变化，人的心态在变，行为也在变，所以罪犯的行为也在变，因为他也是社会一员，并不能说某一个人包括杨新海可能会存在某些方面的人格或者心理上异常或者障碍，但并不能说他是人群中一个特例，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群会发生变化，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如果警察跑到乡村接合部或者说城市边远地带办这样一个案子，无疑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再往下做这些案子的时候，应该说更多提高双方面，我想心理方面的能力，怎么理解别人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没有办法按常规推测，如果说警察这个群体的话，比一般民众走的早一步的话，可能对侦破一些案件，还有一些案件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会有很多潜藏在社会中比这个案件更恶劣更负责的案件，可能需要我们同时这些特殊行业的人比一般群众走的更早一些。

　　刚才毕教授也提到国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工作的小组帮助刑事侦查，这点我了解也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心理学家工作范围是非常广的，在很多领域参与进去，为什么参与进去，我觉得还是刚才我地到那条，现在很多事情的复杂程度和它的成本都增加了，所以增加了很多心理学的工作人员去参加，因为我个人来理解，培养一名心理学工作者的成本很大，这点我觉得可能毕老师也知道，一个心理学工作者从学习到成熟过程中有很复杂的过程，如果说每一个案件或者每一个事件需要这样做的话，无疑会增大很大成本，但是社会往前走，这种加入这种投入应该是必要的，至少我个人肯定愿意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的。

　　毕：我补充一下，高博士说的这点心理学家参与成本非常大，我同意，但就我国目前来看，每一起案件都有心理学家参与，我所说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久侦不破的案件，系列作案，连环案件，因为往往系列杀人连环杀人的作案人的心理有他的特点，或者有他的问题，这需要心理学家，所以对特殊案件需要心理的帮助，我们说更合理的来利用这个。

　　记者：高博士实际上毕教授也讲了，国外很多案件是要告知公众的，您觉得告知公众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积极的作用？

　　高：我觉得积极性应该是很明显的，首先对罪犯的角度出发，应该说每个罪犯无论动机不明显还是说我们不了解，都会有自己的动机，杨新海这个案件我从个人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出现连续的作案的手段，一定意义上讲可能跟他本人得不到社会上的认同，和他周围的人对他的，他的从小的经历看，他还是很要强的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大家把这种不满足采取很多形式来实现不满足，其中有一个途径就是这种违法的非常恶劣的案件，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很难解释清楚的事，可能会满足他的一方面的作案动机，所以这种不确定性会出现，降低他继续疯狂作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对于一般的公众来讲，我觉得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不知者无畏，但是危险是可能存在的，像这样比较能提供很清晰简略的防范措施一个案子，提出来的话，我想每个人这样做的话，大家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自己很胆小，或者自己处于一种危险中，因为每个人这样，不会这样，会觉得很安全，相信大家也会按照这个警方提供的方法保护自己。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提供的这个信息，我讲的信息是流传的一些东西，可能流下来，对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大家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类似事情，因为这可能以后还会发生，我一觉得通过一件事情，我个人的想法是，尽量把一件事情的投入留到后面的效果去，这样的案件很可能警方花了精力通报也好，帮助这些老百姓怎么应对也好，会遗留下非常大的财富。

　　记者：毕教授刚才我们谈到警方在侦破过程中从主客观角度如何提高自己办案的能力，另外提到了公众是否有知情权增加他的防范意识，再换一个角度，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类恶性案件的发生？

　　毕：从这起案件发生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作案人动机是特定性，这个预防角度比较难，但是从作案对象我们能够防范一些，比如作案地点是讲农村城市边远和城乡接合部，侵害的对象是经济不富裕比较贫困，所谓弱势群体，所以我们讲，而且近几年来这些地区案发高一些，从我们2003年案发地点也不是特别富裕的地方，所以我们讲从这个特点看，我觉得现在社会治安形式，加强对这些地区治安方面工作的加强，现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应该加强。

　　记者：高博士，您觉得除了在警方侦破努力，包括公众的防范之外，觉得哪些方面应该做得更多，从而避免类似这样恶性案件的发生？

　　高：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比较宽泛了，因为我觉得从现在十几二十年的情况看，某一个特点大家会关注每一个人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增高，因为整个社会变动很大，自己的流动性也会增大，这点本身实际上会增高这些案件的发生率也好，我们自己可能遭受伤害的可能性，都会增加，如果群防群治这个角度看的话，应该说对全民的防范意识的提高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提起来有点空洞，其实并不是复杂的事情，我们大家对于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可理解，包括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情绪会很糟，或者失控的行为出现，如果很大程度理解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不论警方告诉你会怎么做或者告诉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第一反应不会惊讶或者惊慌，而是想我应该怎么办，这点很大程度使这个案件连环某一环断掉，而不是十几起二十几起不断发生下去。包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城乡的这些地方，大家发现一些民众属于游离的状况，包括像杨新海这样的人，他这种没有归属没有人管理他的状况，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社会并不安全的因素，有些人固定住在农村地区，但是这种固定又非常流行性极小，还有人认为这个社会像十几年前那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农村空气也好，没有传染病，或者农村治安很好，没有外村人来，这种想法可能在很多地区还存在，而且很根深蒂固，就像刚才毕教授讲的，有的人关了院门不关自己的家门，窗户也不关等等这种现象都非常普遍，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大家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情况的变化没有完全跟上有关系。

　　这些工作我觉得都完全可以通过警方，也包括心理学工作者去协同，包括媒体，去提高整个全民的意识。让大家意识都提高的话，我相信很多案件他会自己在某一个环节断掉。

　　记者：节目最后毕教授包括高博士，二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毕：高博士讲的流动人口，我讲流动人口控制也是大力解决的问题。

　　高：我补充一点，城市边远人口，实际人的不安全感的产生和对社会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人群，我随便插一个例子，我们在街头菜市场看到外地来做买卖的小商贩，他们的小孩或者不是很大的孩子跟他们一起做买买，特别小的放在车上，稍微大一点的可能帮助家长卖菜，实际上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相当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很不安定的因素，因为他们整个成长的环境很难形成对外界信任，对社会有一种美好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又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者说他认为对他们歧视的事情，这种东西在一个人早期的经历中，年龄比较小的阶段，会影响到它的一生。

　　记者：杨新海也是一个例子。

　　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例子。我想这样的人口如果说我们现在不花一些成本帮助他们的话，将来的代价也会很大。

　　记者：毕教授您说对流动人口进行规范，这个指什么？

　　毕：这个是治安方面的问题。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控制有些方面可能很难做到真的控制，像杨新海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几年，家里人不知道他的下落，如果说他没有犯罪，我要找杨新海可能也很难找，我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干些什么，家人不知道，警方不掌握，他朋友不掌握，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牢固的朋友，他游离于社会，这些人恰恰是我不是指罪犯，对它的控制有时候非常难，所以怎么建立一种机制对这些人的控制，因为现在打工者非常多。

　　记者：您有好的方法吗？或者出一个好的主意怎么控制。

　　毕：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专业范围。也是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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