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泉："连心桥"上的贴心人

央视国际 (2005年04月04日 12:03)

　　这是一个人称“机关第一难”的岗位，社会各种矛盾在这里交汇。在这里，见到的几乎都是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听到的是骂声、哭声和埋怨声，碰到的是一个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做不尽的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一天下来，不仅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还要受上不少冤枉气。

　　他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已经默默奉献了22个春秋。风霜雨露，酸甜苦辣，他以一名共产党员坚实的双肩，一头担着党和政府的重托，一头担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期盼。

　　他，就是张云泉，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信访干部在群众眼里就是政府”。22年来，他用心血和汗水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是一场特别的婚礼。2004年腊月二十，泰州城中一对新人的婚礼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婚礼体面而热闹。二十几桌客人，多数是两位新人农村的亲友。新奇的是，还有不少省里、市里来的领导干部，新闻记者也来了好几个。

　　“今天的幸福是你们给的，你们是我最亲的人。”婚礼上，新娘方小娟依偎在张云泉夫妇身边，幸福的笑容和着激动的泪水。省信访局的一位干部看着这位一袭婚纱、亭亭玉立的新娘，仍然不敢相信，她就是8年前跟着患精神疾病的母亲上访11年的“野丫头”。小娟是不幸的。4岁，父亲突发脑溢血离她而去，母亲不堪打击，得了偏执性精神病，一口咬定丈夫是被人谋杀的。从1986年起，她就带着年幼的女儿往返各地，为丈夫“讨说法”。为此，漫漫上访路，不但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而且还让年幼的小娟落下一身病，并且养成她倔强、冷漠的性格，对去做工作的干部产生对立情绪。

　　1997年的一天，听到母女俩回乡的消息，张云泉立刻驱车百余里，赶到她家。小娟把住大门，充满敌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张云泉。一条黑狗从门后扑了过来。就是个“狼孩”，也要把她感化过来，让她过上本该属于她的幸福生活。张云泉喝住黑狗，走进这个破败的家，不声不响地收拾起散乱的锅碗桌椅。平平常常的举动消融着小娟心头的坚冰。

　　小娟是幸运的。从此，张云泉成了她们家的常客。每一次，他都会带来日常生活用品。在一次陪小娟去医院看望母亲的路上，张云泉认下了这个干女儿。一颗漂泊的心灵终于找到了温暖的港湾，小娟脸上漾出了久违的笑容。不久，张云泉把小娟接到自己家中，医治她的胃病和身上的疮伤。有了张云泉夫妇的悉心照料，小娟慢慢学会了微笑，学会了电脑，也懂得了爱美，懂得了礼貌。信访局全体同志也都关爱她。20岁生日那天，张云泉夫妇把她带到局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开心的日子。从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儿，到一个走进婚姻殿堂的新娘，一晃，8年过去了。现在，小娟是泰州一家鲜花店一名聪明能干的插花师。

　　“群众把我们看作希望，我们绝不能让群众失望。”22年来，张云泉义务帮扶过200多户特困家庭；为上百名群众求过医、购过药；先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4万多元，救济困难的群众。许许多多原本素昧平生的人，把这位信访局长当作自己的亲人。

　　1996年秋天，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进了信访局。老人叫孙玉宝，是里下河地区某贫困村的孤寡老人，身患胰腺癌又无钱做手术，这次来，绝望的老人只想请政府帮助解决一套寿衣。张云泉听后一阵心酸，随即联系一辆三轮车，把老人送到医院，并各方奔走，落实了老人的医疗费用。要手术了，老人又犯了愁。孤身一人，这开刀的字谁来签？张云泉紧紧拉着老人的手：“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这个字我来签。”老人泪如泉涌。手术进行了５个小时，张云泉在手术室外候了５个小时。此后的日子，张云泉和同事们不断给老人送来可口的饭菜，帮他洗头洗澡。那年中秋节的晚上，张云泉没有回家吃团圆饭，他下班后匆匆上街买来月饼，赶到病房。老人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月饼贴着心窝，失声大哭。出院那天，张云泉领着信访局的干部到医院为老人送行。老人拽着张云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含着泪反复念叨着：“你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啊！我要把这些告诉全村的人。”

　　因为张云泉，从心底里道出“共产党好”的，还有李庆余。2001年“五一”劳动节，兴化农民李庆余的独生子在外不幸身亡。晚年丧子，李庆余几天就黑发变白头。不知多少次，二老相依在阳台上，眺望着儿子单位下班时涌出的人流，指望着能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有一次，李庆余的老伴因悲伤过度，昏倒在阳台上，跌断了手臂。

　　“亲人有难事，怎能不揪心？”查了许多文件，跑了许多部门，想了许多办法，张云泉把老两口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市区，落实了基本生活保障。 “放心吧，只要共产党在一天，你们就一定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管。”打那以后，每逢中秋和春节，张云泉都要买点东西来看看他们，拉拉家常。“他一坐就是个把小时，你不推他，他就不走。”说到这些，李庆余哽咽了。有事做，才能慢慢忘记伤痛。张云泉和同事们又合计着帮他开个售货亭。

　　200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售货亭开张了。有人建议给小店起个好名字。可李庆余却请人在售货亭上书写了“共产党万岁”五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他说：“就叫这个店名！我要感谢张局长，更要感谢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好干部。只有共产党的市委，才会用这样的好干部。”

　　一个最普通的售货亭却成了泰州城东一道靓丽耀眼的风景。许多人路过时都会驻足观看。日子渐渐好起来，老人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他逢人就夸：“张云泉就是我们身边的‘三个代表’。”

　　“为民解难，就是为党分忧。”他在维护困难群众一个又一个具体利益的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创造着社会的和谐之美

　　泰州“三置换一保障”改革的经验曾经在全省推广。这些年，泰州成长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其中，年利税1 亿元以上的企业就有16 家。近三年工业经济的增速在全省名列前茅，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年上升两个百分点。

　　是改革，就会有阵痛。去年9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得泰州某食品厂36名职工从头凉到脚：两年领不到一分钱工资，干了一辈子的厂又未经职代会卖掉了。无助的职工到政府门前请愿。张云泉从人群中挤上前，刚想说话，情急的职工一拥而上，把他推倒在水汪汪的地上。这不是信访局的张局长吗？一名上访者连忙抱起他，“张局长，你是好人，我们不该推倒你，你要为我们作主啊。”职工丁秀勤回忆：“那天，我们大部分人打着伞，穿着长袖衫，不少人还加了外套。可张云泉穿的是短袖衫。45分钟啊，他一直站在风里雨里，冻得浑身发抖，听我们反映情况，让我们很感动。”

　　张云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夜亲自起草信访摘要，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当即批示：决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事情很快有了结果：春节前把扣发的工人工资福利全部发到工人手上，对改制中不合理的做法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最近几年账目全部公布，制订切实可行的人员分流方案，费用落实到每个人。在改制中收取贿赂的负责人也锒铛入狱。

　　泰州是新组建的地级市。建市8年多，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2.40平方公里扩大到47.85平方公里。泰州城更大了，更亮了，更美了，百姓由衷地高兴。但城市建设中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推倒了一座旱厕，拟建一座水厕，可建了四次，被推倒四次。原因很简单，家家要厕所，家家怕靠厕所。这，急坏了附近200多无厕可上的居民，给政府出了难题。一位领导找到张云泉，“老张，还得你去呀！”

　　张云泉来到现场。推倒的墙上，粪便堆积，鸡肠、鱼腩、烂菜根等垃圾散落一地，绿头苍蝇满天飞舞。“总不能这样下去！”反复协商后，三户居民提出：距离三家都是50厘米，才同意建。半尺深的污物，挡住了丈量人的脚步。修厕所的瓦工捂着鼻子说：“这么脏的活，不干！”“我来。”张云泉从瓦工手中拿过卷尺，脱下鞋袜，走进污水，一步、两步、三步，前、后、左、右，放宽到60厘米。就这里了，张云泉拾起一块砖头，向量好的位置一插。头上、白色的衬衫上都叮满了苍蝇。居民们感动了，“张局长，快出来，就是差那么几厘米，也不要紧。”他们用脸盆打来水，冲去张云泉腿上的粪便。

　　和其他地方一样，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也一度成了泰州的热点问题。为此，泰州经济开发区推行了“一证一卡”制度，让农民每个季度都能领到保障金。可市郊某村的土地补偿款，却被一名村干部借给一位老板。后来，企业倒闭了，资金流失了，村干部也跑了。没了土地，没了补偿款，村民们请政府给他们作主。了解到上访群众中有两户家庭特别困难，张云泉从身上掏出200元，“这点钱并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政府一定管到底。”

　　人是劝回去了，问题怎么解决？张云泉心急如焚。调查、核实、酝酿，张云泉草拟了处理方案，向市领导报告，市领导非常重视，立即会商解决方案，并很快得到实施：对符合条件的村民应保尽保，帮助部分群众解决就业问题；拨出20多万元补偿群众，并出资为村里修了水泥路；追缉外逃人员，追讨征地补偿款。村民们满意了。

　　南京跃进集团的董事长黄小平还记得，是张云泉帮他们化解了一起质量纠纷，确保了企业的正常运行，为此，他特邀张云泉到厂里作了一场先进事迹报告会。泰兴第二捕捞公司的渔民们还记得，是张云泉帮他们调整了一座大桥的设计方案，方便了他们行船。市区某企业职工王友德还记得，是张云泉帮他洗雪了16年的冤案。22年来，张云泉平均每年接待来访2000余人次，拆阅处理来信2000余封，接受来访电话上千个。他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他用自己出色的工作，为社会创造着和谐之美。

　　“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和便利让给同志”。面对不法之徒和不正之风，他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是一个嫉恶如仇、敢爱敢恨的硬汉子

　　至今，城西的出租车司机中间，还流传着“铁头局长”的故事。

　　几年前，有群众反映，我市某车站附近有一团伙专门向出租车司机收取“保护费”，还经常要求带他们去兜风，稍有违逆就拳脚相加。张云泉得知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他决心迅速核实清楚情况，向公安机关反映，好让公安机关抓住这伙危害社会的歹徒。一天，张云泉乔装成司机，开车到该地等客。时间不长，两个年轻人叼着烟、叉着腰，走了过来。其中一人，将脚跷在前车盖上，嘴里骂骂咧咧：“哪个狗杂种的车停在老子的地盘上？不给码头费，就滚！”擒贼先擒王。张云泉决心会会他们的头儿。他拍拍装有空烟盒的口袋：“码头费是带了，不过，我想长期在你们这儿做生意，钱得当面交给你们‘老大’。”小混混信以为真，乐呵呵地带着张云泉去见 “老大”。见了20来岁的“老大”，张云泉“恭敬”地说：“一回生，两回熟，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能不能请你出来辨认一下我的车，大家也好共同发财。”“老大”吐着烟圈，爽快地答应了，走路时还故意露出腰间的匕首。张云泉上了车，并让“老大”到车里拿钱。警觉的“老大”起了疑心，手摸向匕首。侦察兵出身的张云泉侧身一拳，打在“老大”的脑门上。趁他们慌乱之际，张云泉钻进车子，叫来警察。在张云泉的指引下，警方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饱受欺凌的出租车司机们给张云泉送来一面锦旗，上书：“铁头局长，司机卫士。”

　　对于敷衍塞责，“不拿老百姓的事情当事”的干部，张云泉常常发火。“我最见不得某些人往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1991年夏天，泰州发大水，一对无儿无女的盲人夫妇所住的简易棚，被大雨冲倒了，两人被迫住到一个桥洞里。抱着一线希望，两个盲人相互搀扶着来到城郊接合部的某单位，希望他们给找个安身之所。当时经理在，却说“领导出去了”。又要下暴雨了，盲人来到信访局。张云泉立即拿起电话打到该单位，那位负责人却打起了官腔：“这个问题嘛，是可以考虑的，但要按照程序办，先由本人打报告，然后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主管部门核实，最后报批……”

　　张云泉再也听不下去，吼道：“我和你闭着眼睛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试试！走不远我俩就要被车撞死，你对这种人还耍官腔，太没良心了！”看着手表，张云泉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是上午9点，下午4点之前如果盲人还住在桥洞里，我就带着斧头，把你滥用职权弄到的空关房劈开，让他们住进去！”不到中午，这位经理用车子给盲人搬了家。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桥洞已被淹没。

　　事后有人对张云泉说：“人家说你‘军阀作风’！你请人家解决房子，又不是指挥打仗，干嘛还限定时间？”张云泉说：“不是我要限时间，而是老天要下暴雨啊。如果不及时把他们搬出来，要出人命啊！”

　　“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和便利让给同志。”22年的信访生涯在张云泉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他的腿被踢过，落下了深深浅浅的疤痕；他的胳膊被掐过，留下了又紫又黑的斑块；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至今仍不能灵活弯曲；他的面部曾被人猛击，鼻腔和嘴里满是鲜血；他的左眼更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伤残，视力从原来的1.5下降到现在的0.15；他曾夺下精神病患者手中锋利的破酒瓶，徒手解除有人带在身上的杀猪刀和土炸药包；他也曾多次接到死亡威胁的电话……

　　妻子曾哭着问他为什么要当这“受罪”、“受气”的官？他说，“这‘受罪’的官不但要当，而且要为老百姓当好。如果受了委屈的群众把气出在我身上，群众气顺了，我愿受这份气。”

　　“信访工作，说到底就是党的群众工作；信访部门的责任，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设连心桥。”他就是这座桥上的贴心人

　　1998年中秋前的一个夜晚，泰州某镇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的某些言语激怒了死者亲属。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气昏了头，与前来处理事故的干警发生了误解，并准备纠集上千人于第二天清晨到高速公路步行上访。当时，张云泉受伤致残的左眼再度发炎，正住院治疗。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拔下针头。妻子劝阻：“你左眼已经坏了，万一右眼也被打坏了，我们一家怎么过啊。”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我在床上躺不住，一定要去！”

　　张云泉一到现场就被上百人团团围住，哭的、骂的、推搡的、吐唾沫的都有。个别人还煽动掀翻汽车，说“给来人点颜色看看”。张云泉克制着一步一步走进死者家中。在遗像前，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霎时，喧嚣的场面静了下来。张云泉从怀里掏出600元钱，用一张白纸包好，放到遗像前，转过身大声说：“我鞠三个躬。第一个躬，是我本人并代表信访局全体同志向死者致哀，向家属和亲友们表示慰问；第二个躬，是代表肇事者向死者和各位请罪；第三个躬，是代表政府向你们承诺，一定会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好这件事。”

　　他的一番话，使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可坐下来说事的时候，现场人多嘴杂，你一言我一语，一下子又把秩序搞乱了。见此情景，张云泉高声问：“谁是死者的老娘舅？老娘舅（辈分）最大，他说话最算数，让他跟我谈。”受到尊重的老娘舅立即喝住众人，和张云泉谈起事情的处理。半天时间，张云泉一只手捂着流血流泪的左眼，一边坦诚和群众交换想法，说得声音嘶哑，终于感化了群众，把一场即将发生的集访事件提前化解了。

　　长年的信访工作，练就了张云泉一身常人无法想象的“憋功、忍功和站功”。他可以半天不喝水、不去厕所，几天不睡觉，在野外事发现场，为了抓紧时间平息事态，他可以连续站立8个小时以上做宣传解释工作，还可以连续宣讲5个多小时……

　　他常和局里的同事说，做好信访工作，要有四种能力：贴近群众的亲和力，让群众“坐得住”；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让群众“听得进”；临场处置问题的能力，让群众“信得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激化矛盾，迅速平息事态。

　　2002年“五一”，张云泉利用这难得的假期回老家看望年过九旬的父母。车到途中，又接到电话返回。我市下属某乡村建筑工地一小男孩不幸溺水身亡。100多名村民正和施工单位对峙着。男孩的尸体被搁置在远处的渔棚里，愤怒的村民控制着工地的两个主要出入口。死者是三代单传的独子，当地风俗叫“少年亡”，尸体不能进家门，碰触到的人会倒霉。气温高达30摄氏度的渔棚里，孩子的父母痛不欲生。小男孩用一块毯子裹着，嘴巴、鼻孔里还残留着淤泥。“如果你把孩子重新搬到出事地点，让他将来重新投胎做人，我们就和你坐下来谈。”这无疑是在有意为难。张云泉却俯下身子，抱起男孩，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面颊。没想到一位局长能这样，孩子的父母“扑通”一声跪下来，哭着说：“行了，张局长，我们听你的……”

　　张云泉常说，做好信访工作要有“五心”，即为民服务的真心，换位思考的同情心，高度负责的责任心，解决难题的决心和解决疑难问题而长期作战的恒心。而恒心最为难得。

　　为何友民一家，张云泉忙了整整18年。何老原在省属某行业在泰州的分机构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何老的爱人被错误地下放到农村。孩子成年了，爱人还是农村户口，也就失去了就业机会，一家五口仅靠老何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着。1986年，原县级泰州市委的领导把这个困难家庭交给了张云泉。当年，何老的爱人户口迁回城里，安排其中一个子女做临时工。1992年，张云泉多方协调，将其转为正式员工。2002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该单位要将何老的这名子女辞退。考虑到该户的困难，又是张云泉多次找到该单位和主管部门，让其留了下来。2004年，双目失明的何老因心脏病住院，张云泉听说后赶到医院探望。老人正在洗脚，不小心把水泼了出来。这又勾起老人的伤心往事，“不是当年错误下放，哪会落到这般境地？”他一怒之下将洗脚盆踢翻在地，又吵着要去找政府。张云泉重新打来一盆洗脚水，蹲下身子给他洗脚。老人双手抱着张云泉的肩膀，眼泪刷刷地落在他的头上。老人说：“我这辈子虽然受了不少冤枉气，但今天共产党的局长给我洗脚，我死了也瞑目了。”病危时，张云泉一直守候在老人身边。老人拉着他的双手对家人说，“我死后谁也不许再去政府上访，不然就对不起张局长。”

　　18年，泰州由县级市变成了地级市，张云泉从不惑之年到年近花甲，从信访工作人员到副局长、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但照顾何老一家这副担子，他始终没有撂下。何老去世后，他的老伴生活无着，又疾病缠身，张云泉安慰她说：“我会一直管下去。”

　　张云泉做信访，确有许多“绝活”。他常去一块八毛钱一次的澡堂子洗澡，有机会就坐坐三轮车。搓澡工、三轮车夫、的哥的姐里面都有他的朋友。再加上长期干信访，他算得上泰州城里“第一消息灵通人士”，社情民意了然于胸。“一句话能把人说笑起来，也能把人说跳起来。”张云泉总是用老百姓爱听的话摆政策，讲道理。他调解纠纷，有理有据，简单明了，让人信服。

　　他善于处理复杂的信访案件，更注重研究信访工作的规律。他先后牵头或参与制定了20多项工作制度。其中，像律师坐堂信访局、市级机关年轻后备干部到信访一线锻炼等，都是他向领导提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坚决支持，这些都是全国首创。群众上访有三分之一属于涉法纠纷。律师坐堂，不仅为上访者提供了依法解决问题的路径，也解决了“硬要政府越权当包公”的问题。2003年8月以来，全市共有律师300多人次参与了320多个信访接待日工作，接待上访群众500多批，提供律师咨询850多人次，参与调解处理矛盾400余次，避免群体性上访事件40多起。省委书记李源潮称赞：“这个经验很好！”

　　市领导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泰州还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四套班子领导到信访局轮流值班制度、领导干部下访工作日制度、集中处理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民事大调解制度，推广了“社区论坛”、“民主恳谈会”、“基层民主议事日”、“村情发言人”等创新举措，形成了以市信访局为龙头，各相关部门整体联动、紧密协作的大信访工作机制。

　　“信念上要与革命先烈比，工作上要与模范人物比，生活上要与困难群众比。”一身正气干信访，两袖清风当公仆，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张云泉曾被误认为是个“冒牌局长”。

　　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几次。在市区住个像样一点的宾馆，每天要花费大几百元，住几天就是几千元，加上吃饭等开支，一趟下来花销着实不菲。 “这笔钱花在困难群众身上才好！”张云泉总是自带电饭煲，拣便宜的小旅馆住。2001年春，张云泉住进一家小旅馆。房费70元一天，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视。自己用电饭煲煮粥，有时也烧个简单的菜。登记的是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吃住却如此寒酸，会不会是骗子啊？憋了两天，服务员还是悄悄报了警。北京某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查了证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张云泉敬了个礼，佩服地说：“像你这样的局长，我还真没见过。”相似的情形，张云泉在江西赣州市等地也碰到过。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张云泉的妻子也曾经是上访者。

　　凭张云泉的职务，凭市委、市政府对信访干部的关心，张云泉完全可以一句话就给爱人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可他没有这样做。爱人一直在一家商场当普通职工，唯一的变动是因为上了年岁的缘故，从布匹柜台调到羊毛衫柜台。后来，这家商场破产倒闭，职工们因为待遇和安置问题准备集中上访。爱人回家问张云泉：“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说出去被人家笑你，可不去的话人家说我‘吃落地桃子’，还说你早已为我准备好了退路。”一席话说得张云泉的心仿佛刀绞一般，相濡以沫的妻子，忍辱负重的爱人啊，你受了多少年苦，遭了多少年罪，到头来就要下岗，就要与我“对簿公堂”。张云泉婉言相劝：“别急别急，我能养活你。”无奈之下，他对爱人参加信访约法三章：一不带头，二不讲话，三不久留。就这样，信访局长在信访接待大厅里看到了一位特殊的上访者，默默对视之中是心灵的交流、无言的默契、相互的理解。

　　不止是他的妻子，他的亲戚中有八九人下了岗，可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为他们找一份工作。市里拨给信访局一个事业单位编制，他却给了一个双下岗职工的子女。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帮群众的忙，我理直气壮。为自家人谋利，我直不起腰杆，说话总感到底气不足！”

　　“从事信访工作的过程，是联系群众的过程，也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想想群众的困难，该知足了。”22年，张云泉没有买过一件名牌衣服，也从没到高档浴室、歌舞厅享受过一次。前两年，儿子儿媳给他买了一件皮衣，没穿多久，就被上访的群众扯破了。他让妻子补了补，又穿在身上。22年，他坚持骑自行车上班。他现在用的那辆锈迹斑斑的斜杠自行车，已经用了十五年。他上班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忙起来没时间吃饭，汽车上常年备有八宝粥、麦片、饼干。22年，张云泉很少在家度一个完整的中秋节，吃一顿完整的年夜饭，但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在因病致贫的群众家守岁席上，在那些最需要党和政府关心的人身边，到处可见张云泉忙碌的身影。

　　面对家人，张云泉无法不愧疚，但他别无选择。“你们跟着我吃苦受累了，我干工作的底气也更足了。”

　　张云泉常说，“群众高兴了，我就高兴了。”“我所做的，就是要让群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对群众的深情，对党的忠诚，伴着他走到今天，直到永远。（原载泰州日报，200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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