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北京论坛“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分论坛上，作了题为“发展中国家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的主题报告。他说，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近五年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135名专家和教授，平均年龄仅为53.3岁。

　　据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比当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68岁低15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知识分子作为在整个社会中有远见、有头脑的阶层，自然被社会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这就造成他们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过大，要付出比普通人更长的工作时间。据有关资料显示，由于亚健康过度疲劳造成的猝死被俗称为“过劳死”的人，其中90%是长期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者。

　　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上比较敬业的一个群体。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是一个社会良知的中枢。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事业，奉献给了人民。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后来的神舟飞船，几乎我国每一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凝结了他们的汗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无疑是贡献最大、成就最突出的一个群体。正是因为他们的奉献和敬业，我们的国家能够走向富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上，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把全身心投入到了事业当中。他们难得去旅游、度假，也很少有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其实，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像我们上发条一样，不能上得太紧，太紧就会出现断裂的危险。他们也应该得到合理的调剂。我记得当年蒋筑英、罗健夫等著名科学家在八十年代英年早逝的时候，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就做出过批示，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早逝，是这个社会的一大损失。有的人走了以后，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能要晚几年甚至十多年才能出来。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把知识分子看作宝贵的财富，看作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就是典范。真诚地关心干部，关心知识分子，对周总理来说，数十年如一日，可谓泽被天下，感人肺腑。他关心各条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不仅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思想，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许涤新同志是个经济学家，曾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上海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和“五反”运动的具体工作。“五反”运动后期，许涤新同志在北京开会。一个星期天，周总理特地约他一起去游颐和园，说他工作辛苦了，表示慰劳。是的，让知识分子在在伏案工作之余，动起来，跑起来，笑起来，这对他们的健康无疑是有利的。

　　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2005年中国人才报告》对中国人才资源开发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和战略目标等进行了全面论述。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进行比较的48个国家中列第37位。这说明中国人才国际竞争力相对不足。在人才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中国人才供求总体上仍存在总量短缺与结构性短缺、供给性短缺与需求性短缺并存的瓶颈。从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看，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最低水平(11%左右)相比，差距在2%—3%之间。

　　一方面是人才短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整体寿命的下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体育运动，通过其他各种手段，让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再增加十几岁，就相当于我们留住了数百万人才，这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一笔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作者：王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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