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局长李建伟日前宣布，为使交通执法更加透明，成都市将把“电子眼”的数量、位置公之于众。李建伟还表示：“执法点被曝光得越多，意味着驾驶员会更加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新华社成都8月12日电)

　　交通管理部门在隐蔽场所设置电子眼，并据此对违章人员进行处罚，媒体和公众早有争议。稍前媒体报道的北京市“杜宝良百次违章”现象，便暴露出了“电子眼隐蔽执法”的不足。对此，专家认为交管部门科技执法需要完善。

　　法律对行政执法方式并未进行具体限制，采取何种手段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行政执法机关有自己的选择权。因而，“电子眼隐蔽执法”，只是执法的一种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并无不妥。

　　但问题是，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其执法手段，不仅受合法性原理约束，而且受行政合理性原则约束，即行政执法不仅应当合法，而且应当合理，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自觉遵守，这种执法才行之有效。

　　何况，采取“电子眼隐蔽执法”所带来的其它社会弊端也显而易见。其一，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会使某种有意无意的违法行为重复发生，增加了执法的社会成本，也不利于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其二，罚款成了一种目的，偏离了执法的本意；第三，极易导致执法部门执法犯法，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当公民违法时，执法部门在处罚的同时还应该对公民进行教育，增强公民的守法观念，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这是行政处罚的目的。

　　因而，成都市将城区“电子眼”的布局情况向社会公布，显然是吸取了“杜宝良百次违章”现象的教训，折射出了执法理念的转变，体现了文明执法。

　　首先，这是对公民的尊重。在法治建设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公民无意识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而透明“电子眼”，便说明了执法部门将教育摆在了执法的首位，凸现了执法为民、人性化执法理念。

　　同时，体现了行政处罚的目的、原则和精神。行政处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而是维护交通秩序，制止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当公民交通违法时，交管部门及时提醒或警告，可有效地减少违法行为，增强守法意识。(作者：宝庆邵阳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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