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审议。叶静漪教授认为：“在这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性骚扰。也就是没有作出一个合理的尺度划分，而这也是这部法律的最大不足。”(《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8月29日)

　　禁止性骚扰，有法总比没法好，有法意味着骚扰者不能再有恃无恐了。从这个角度说，性骚扰被纳入我国现行法律的框架内，确实让众多的被骚扰者看到了维权的希望，也使“咸鱼手”们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征兆。

　　然而，人的欲望无止境，决定了对法规的期望值无止境。没有性骚扰的法规，人们呼吁着尽快立法；一旦有了法规，人们欣喜的好比拥有了一件可心的服装，急于试着穿一穿，看看合身不。这不，叶教授批评刚出台的性骚扰条款对性骚扰的界定语焉不详，表明这件“法律服装”，对公民，尤其是女性公民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得体。应该说，有法无“度”(尺度，界定的标准)，是导致性骚扰法规被诟病的主要原因。

　　为性骚扰立法酝酿了许久，界定究竟什么是性骚扰，真的很难吗？什么是性骚扰？我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看法是，在被骚扰者和骚扰者之间，令被骚扰者感到窝心、恶心，让骚扰者感到开心的涉及性方面的言行，就是性骚扰。或者说，这是判断性骚扰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

　　遗憾的是，法律专家们讨论了这么久，性骚扰的法规都诞生了，偏偏没有明确告诉公众界定性骚扰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而是把这个艰巨而很难操作的工作，下放给各地的公安机关自行认定。执法机关不是不可以拥有自由裁量权，只是起码要尽可能减少这种权力，能客观规定的东西，还是尽量白纸黑字地界定清楚。规定越详细，歧义就越少，法规的可操作性就越强，则该法规的信誉度也就越高，人们相信法规、依赖法规的信心也就越足。只提供一个大框架的法规，充其量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中看不中用。要知道，人们需要具体的保护条款，“花瓶”式的保护条款，非但保护不了众多的饱受骚扰之苦的女性，反而给诉讼过程中的扯皮创造条件，最终很可能无果而终。最终，损害的是这一法规本身的信誉度。

　　国外对性骚扰的具体界定标准各不相同，我国的专家对性骚扰的认识也各不一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性骚扰真的就没办法界定了。中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的伦理观念，凡是和这些观念格格不入的言行，都可以当作确定是否性骚扰的参照物。也许，性骚扰行为永远也界定不完，但是，能界定多少就应该界定多少。没有界定清楚——无具体尺度的法规，和没有法规可依，差不多吧？

　　有法无“度”，不仅仅是立法者的懒惰，更是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性骚扰法规在问世伊始，已经暴露出先天的不足，像这样“形而上”的法规，除了望法止渴外，作用何在？(作者：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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