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9月06日 16:40 来源:
专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CCTV.com消息(纪事):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受了原子弹的袭击,广岛居民死亡14万,伤者无数。当时,初中三年级的日本女孩冈田黎子,参加了对伤员的救护,在那里,她见到了让她终生难忘的恐怖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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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黎子说:“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头都晕了。当时我是饭前去的,之后根本就吃不下饭午饭,恶心想吐,但是我想我是来帮忙的,在这儿头晕了怎么行,于是我强作镇定开始工作。由于那里躺着的很多人都无法去厕所,所以他们的排泄物到处都是,苍蝇四处乱飞。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些躺着的人受伤的地方都生了脓,蛆在里面乱动,有的人乳房被剜掉,里面也积满了脓,这样的人在地上排的满满的。所以我感到头晕,不过后来我还是尽力帮忙了。”
战后,冈田黎子上了大学,做了教师,她经常用广岛原子弹为例向学生们讲述战争的可怕。
冈田黎子说:“我当年参加了广岛原爆受害者的救护工作,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与残忍,世上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了,因此战后我一直在祈祷和平,后来我到学校工作后,经常对学生们说:即使你们学会了数学、英语,但如果有一天战争暴发死掉的话,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希望大家成为阻止战争、促进和平的人。”
冈田黎子以在广岛受害的日本人为例来反对战争,讲了几十年,直到1992年,她对战争有了更多的认识。那一年,她得知,自己在战争时期制造的产品,也给中国人带去了残酷的战争灾难,而且,这灾难还在继续。
战争时期,冈田黎子参加化学武器的生产,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广岛市不远,隶属于广岛县的一个岛屿,叫做大久野岛。这个岛屿,是日本陆军制造化学武器的基地,被人们称为——毒气岛。
调查会,丁树文脱衣服,说:“你好,我是丁树文,受害第三个就是我。我当时跟高全一起抬的桶。我给大家看看我的腿。”
2004年3月5日,几位日本律师来到齐齐哈尔,对2003年震惊中国的8•4事件进行调查取证。这几位日本律师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日本律师团的成员,这个律师团是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们义务并且自费地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诉讼。8•4事件,是他们承接的第三个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诉讼。
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建筑工地,挖掘机从地下挖出了5个铁桶,其中一个铁桶中破裂,喷出了紫红色的油状液体,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铁桶被河南农民李贵珍收购,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李贵珍在这里将没有破裂的铁桶拆卸,将桶内的油状液体倒进了门前的水坑。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看起来像油一样的液体,竟然是被称为“毒气之王”的芥子气毒气。
这次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伤势最重的李贵珍17天后死亡。事情发生了7个月之后,对于受害者们来说,噩梦还在继续。8•4事件发生后,经过多次外交交涉,日本政府为处理此次事件的善后工作支付了3亿日元,但受害者们认为,这些钱,是处理残留毒气的工作经费,并不是付给受害人的治疗费和赔偿。而受害者们还没有结束治疗,有的人一次手术的费用就要几万元。因此他们聘请了律师,准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和道歉。
伊藤秀美说:“我在听证的时候,被害者每个人几乎都会讲一句话:我们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实际上赔偿我们钱,是没有办法,我们不需要钱,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原来的自己,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我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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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4事件中逞凶的芥子气,属糜烂性毒剂,它的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分解,可几十年保持毒效。对人体的会阴部、腋下、脖子皮肤影响最大,还可能诱发癌症。中毒者经过治疗后症状会好转,但其体质、免疫力和抵抗力会减弱,暂时愈合的皮肤遇炎热、潮湿天气就会病情复发。由于到目前尚无对芥子气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中毒者终生都难以摆脱病痛的折磨。
小野寺说:“了解了大家的要求后,我们回去会向日本政府提出,并为了大家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这就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我们对于毒气弹事件发起诉讼,代表中国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以下要求,向中国人民谢罪,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另外还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正是为实现这样三个要求而站出来的。”
南典男律师说:“日本军队制造了毒气弹,把它运到了中国,最后又掩藏了起来,日本负有责任确实是事实。”
事件发生后,为了明确责任,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曾派出调查团,对这5个毒气桶作了检验,最后确认,它们,确实是出产于日本,是由日本陆军在中国使用,最后遗留下来的。
日本陆军在战时生产毒气的大本营,就是大久野岛,也就是冈田黎子战争时期工作的地方。冈田黎子说:“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大久野岛做什么,我是在旧制高等女校读书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年级时,有一个‘学徒勤劳动员令’,这个命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遵从。当时大久野岛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们,而且战争进行到了什么状态,当时的报导也并没有如实地告诉国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就被迫放弃学业,被强行送到了大久野岛。到了那里,我们就离开老师的指导,隶属到大久野岛军部下,与军人士兵同样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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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大久野岛的冈田黎子只有14岁,而她的同学们大多数只有13岁,当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踏上的这个岛屿,是一个毒气制造工厂,日军毒气总量的90%都是在这个岛上生产出来。
冈田黎子说:“那个岛上没有住民,全是像我们这样去劳动的人,大家全都是用船来往的。到了那里以后,没人跟我们说什么,就发给我们防毒面具,当时我们很吃惊,纷纷猜测,“发给我们防毒面具,说不好这里是生产毒气的?当时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东西能冒烟,能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但不能杀人。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于是就很放心地工作。”
山内正之说:“生产毒气的人,他们大部分也知道自己在生产危险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在生产什么,也不知道生产之后怎么使用。”
山内正之,原是广岛县竹原市的教师,退休后专门研究“毒气岛”的历史,现在是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的负责人。战前,日本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加入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因此日军对关于大久野岛的一切实施了严格的保密,在岛上工作的冈田黎子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对外人来说,大久野岛更是一个神秘的岛屿。在那时的日本地图上,大久野岛的方位,是一片空白。
山内先生说:“当时在地图上已经看不到大久野岛了,所以只有少数人知道日本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只有少数人知道。”
2005年2月,我们来到日本,踏上了这个日本陆军制造化学武器的大本营,这个曾经被百般掩盖的毒气岛。
岛上风光秀美,现在是一个休闲旅游胜地。在这个季节,前来旅游的人还不多。岛上寂静,空旷,还有不少野兔跑来跑去,一片平和景象。让人很难想到,60年前,这里曾经掩藏着怎样的罪恶。
带领我们拍摄的,是村上初一,当年毒气工厂的学徒工。村上初一说:“我当时已经满14岁了,按照当时军队的要求,要培养少年军人,凡是小学毕业的学生都要送到军事工厂去。所以作为学徒工,我被强行送到这个岛上来了。”
村上初一说,我们看到的这些野兔,是当年从毒气实验室逃出来的兔子的后代,兔子的皮肤与人相似,毒液直接抹在兔子身上就可以观察到皮肤溃烂的速度。
从20年代初开始,日本陆军开始在这个岛上建立毒剂工厂,称““陆军造兵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主要生产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都是糜烂性毒气,年产量达1200吨。二战结束时,大久野岛地区遗留的毒气,还有约3240吨,这个量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毒死。大久野岛被美军接收后,美军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当时剩下的毒气做了处置,有的投弃入海,有的进行燃烧,有的就地掩埋。毒气制造工厂的厂房大部分也都拆除,只有当年工厂的发电厂保留了下来。
村上初一说:“生产工厂附近都有这样的储藏库,当时军部的方针大体是,在大久野岛上,无论何时都要确保有3000吨的毒气。所以,生产工厂附近必定会有这样的储藏库。这个储藏库有些特别,里面有个像台子似的东西,这是台座。把毒气罐横倒着放在那个台上。罐里可以装50吨、30吨,像这样的储藏库岛上四处都有。”
大久野岛上生产的毒气,被源源不断的送到中国,投降前夕,侵华日军为了掩盖罪行,将大量来不及使用的毒气弹就近掩埋或遗弃。据专家估算,其数量约有200万枚,战后60年,这些毒气弹造成的死伤事件不断出现,8•4事件之前,受害者就已经多达2000多人。仅在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造成的伤害事故,就曾经发生过5次。
黄春胜,1949年受害,他说:“这里面就疼,我就把裤子撸起来,撸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大泡,等到家时,这一半身上全是泡了,全是水灵灵的泡,那滋味谁也受不了,这半拉身子连这个腿就不用说了,就像鸡蛋清似的,拿刀贴那个嫩肉往下刮,这哪能挺得了。”
崔英勋说:“没等到市立医院,那个工友就死在道上了,后来找了两个日本大夫,他说是疥子气。”
周乃荣说:“毒气弹对我这一生影响太大了,遭罪,这肉啊用剪子剪,完了用盐水洗,像上刑似的,可痛苦了。这现在好一点了。原先都没有,这一片都没有头发,整个都是一个大坑,站在阳台上我要跳下去,我说不活了遭不起这罪,我爱人抱着我说你不能那样,你看着孩子都大了,咱们得看着,爷三一宿觉都没有睡,整个看了一宿后来自个也想也不应该那样做,老伴对自己这么好,咋也得活下去。”
毒气的生产和使用,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甚至那些毒气工厂的生产者,也深受其害。大久野岛上,有一座慰灵碑,这是为因为生产毒气受害而死的工人修建的。
村上初一说:“你看这些烟筒没有一个是冒烟的,它实际上不是烟筒,是排气孔,是毒气的排气孔。当时因为想把工厂污染的气体排出去,但是污染的气体比空气重,基本上很难自动流出去,有些天气的条件下,一旦上去又回落回来,所以用非常大的换气扇把它排出去,那样低的烟筒,即使把这些毒气排出去,那些空气也不会走得很远,不会变得稀薄,他都会围绕着大久野岛的范围,不会流走。”
冈田黎子说:“这是在运毒气。当时因为美军已经临近,遭到轰炸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大家接到命令就把这些东西搬到对面的岛上,大三岛上。大家白天都是跑着搬运,到了晚上就纷纷流眼泪,打喷嚏。大家用手把这些东西滚着藏起来。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就在旁边休息、睡觉,这些都有,但是大家后来都深受其害,身上出现了疹子,长了疤。”
从1929年到1945年,前前后后在毒气岛工作过的日本人有6600多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冈田黎子这样的学生,有的是村上初一那样的学徒工,还有为了生活来这里工作的周边的百姓,因为在这里工作工资比一般的工厂要高一些。战后,他们当中许多人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许多人病重死亡。
山内正之说:“当时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人,自己就是受害者,出现了糜烂等很多症状,自己是受害者,每天很痛苦,但是他们再痛苦也不能说,不能跟别人讲,因为政府有命令,有恐吓的话,如果你们说了生产毒气有了这些症状,美军马上就会把你们抓走,抓走之后,会更难受。就这么恐吓他们,吓他们。谁也不敢说。在战争期间,如果生产毒气的人,往外说,泄漏一点这方面的机密。不仅你要受到制裁,而且你的家人也同样要受到这方面的制裁,谁也不敢说。”
冈田黎子说:“当时男孩子,比我们低一年级的男孩子,大概是从战争结束那年的六月左右开始,只干了大约三个月左右,他们就曾经帮着拉倒曾经生产过毒气的厂房。当时,他们在柱子上捆上绳子,一起用力这样拉,房子倒下时,灰尘一下子就扑起来了,大家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当时也不知道扑起的灰尘有毒,于是吸进了很多这样的灰尘。后来这个年级因为肺癌而死的人有很多。”
村上初一当时在岛上主要是管理机械,不用直接接触毒气制品,即使是这样,他的身体还是受到了伤害。他说:“随着岁月流逝,我的身体时好时坏,6年前,我的心脏出了问题,虽然没有咳嗽,但是痰很多,身体是越发不如从前了。除了治疗心脏的药,我每天还要吃很多其他的药。6年前我去做了一个检查,最后确认我的病就是起源于在大久野岛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定期治疗。每个星期要从医生那里拿好多药,一个月去检查一次,一年要大检查两次。”
毒气生产的受害者曾经联合上告日本政府,索要赔偿,日本政府却要他们拿出自己的病是由毒气所致的证据。广岛大学的几位教授自费调查,最终查实了病因,也证实了毒气的危害。然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赔偿,只是给当年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提供一定的健康补助金。
山内正之说:“战后10年过去了,受害的人们也都多少收到了国家给的一些补助,这个时候就更不能说生产毒气的事情了,如果说了,补助金就没有了。于是渐渐地在这些受害者中就形成了一种氛围,什么也不说的氛围。”
为了向日本民众揭示岛上曾经生产毒气的历史真相,和平反战团体和部分毒气生产受害者修建了这个毒气资料馆,里面陈列着各种毒气容器、生产机器、防化装备和历史资料。向参观者们诉说着毒气生产受害者的伤痛,但另一方面,战争过去了几十年,这些毒气的生产者们都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毒气曾经在战争中国被怎样的使用。
日本政府一方面掩盖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在战争时期使用毒气的历史也百般掩盖,因此,毒气生产的受害者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同时也是加害者。
山内说:“在战后,大久野岛当地居民的普遍想法是,虽然毒气是在大久野岛生产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运出去使用过,这种说法在当时广为流传。我估计,这可能是日本政府的宣传策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调查,在战争期间,日军一共曾经用过2000多次毒气,然而对于这些情况,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人们根本就不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正式装备了大量的毒剂武器,专门成立了指导化学战的机构。在许多关键时刻,如久攻不下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使用化学武器,故日军称其为“决胜瓦斯”。日军在中国使用这些所谓的“决胜瓦斯”,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就达2,000多次,保守估计,造成9万多人死亡。
河北省定州北疃村,63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日军用毒气制造的大屠杀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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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共定南县委和县大队党政机关驻扎在北疃村,1942年5月27日,日军包围了北疃村。定南县大队与日军激战半日,弹药消耗殆尽后转入地道。就在这时,日军向地道里施放了毒气。
李庆祥说:“洞里的毒气人们当时一闻见,腥呼呼的炮药味,立刻就咳嗽,喘不上气来,鼻子里有脓,打喷嚏,发烧。上边就又开始放毒气了,这么粗、这么长的毒瓦斯,黄呢子衣服那样色的,还冒着气,和电棒似的,噌噌地冒又黄又蓝的烟,放进去了,还把柴火点着了。”
日军将毒气和点燃的干柴投入地道,并在洞口覆以棉被。毒烟从未被发现的洞口冒出,又有许多洞口暴露,日军再次施放毒气,毒气充满了地道。在北曈村一天一夜,日军残杀中国军民1000余人,几十户人家被杀绝。
李庆祥躲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洞,侥幸生还。而他的三位兄弟姐妹,死于这场劫难。冈田黎子说:“我直到1992年才知道曾经在中国使用过毒气的事件的,当时好像中国向日中友好协会通报了毒气事件、细菌事件,看到这个后,我才知道毒气实际上在中国已经使用过了,还有人体实验。我这才知道毒气被用了。”
得知自己参加制造的毒气在中国造成无数惨案的冈田黎子,开始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怀着对受害者的深深歉疚,她把自己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经历画出来并且自费出版,用作对年轻人进行和平教育的教材,同时作为历史资料,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在用中文写给博物馆的信里,她说,这画集是出于对被害国人们的谢罪,对被害者安魂的祈祷的心情描绘成册的。
村上初一说:“我当时制造的毒气是让人非常恐怖的一种毒气。我们当时在现场并不觉得。到了战后,一直到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资料批露了这个毒气的巨大危害,当黑龙江社科院的步平先生来咨询情况时,我才知道,这个毒气在中国曾经使用过,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我的人生过程中,从来没有像听到那个消息那样失望过,那样惭愧过。”
村上初一提到的步平先生,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在黑龙江省社科院工作,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日本问题的研究,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积极参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等活动。
步平说:“我跟村上初一最开始通信的时候是94年,那时候我知道他有个资料馆,那时候他当馆长,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别人把那资料给我寄过来,就是他那馆的资料,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包括我介绍我们国内一些受害的情况,他给我回一封信,他说非常吃惊,他说,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受害,我们一直和日本政府要诉讼要赔偿,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是受害,我们是害人的加害者,你写的这封信我们很吃惊,他跟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人说,结果那些人还是不承认是加害,他自己有转变了,他说很多人跟我辩论了。”
村上初一说:“这之后,我和步平先生就经常相互提供情况,一起四处呼吁。后来由于我们的呼吁,神奈川大学的一些教授和研究人员,来到大久野岛进行了很多调查,也发表了很多学术性演讲,在参加了这些活动之后,我从以前向别人诉说自己受害的经过,转成忏悔加害的罪恶。”
但是,最开始,在大久野岛的毒气生产受害者中,像村上初一这样对中国受害者怀有愧疚心的人,还是少数。
村上初一说:“当时我和步平先生配合神奈川大学的人一起在东京进行宣传的,我主要是讲当时制造毒气的状况,步平先生则介绍中国方面受害者的情况,想激发人们关注这个事情。遗憾的事,我当时和日本的受害者团体联系以后,以为会有满屋子人来,但是只有很少的2、3人来。我觉得非常遗憾。关于加害性的认识,愿意协助我的人还是很少的。”
在此后的十年中,中日和平人士一起合作,举办了很多活动,宣讲毒气岛生产毒气,和这些毒气在中国使用的真相,今年2月,我们在大久野岛采访的时候,这里召开了一个和平集会,会上介绍了中国受害者的情况,还放映了日本导演制作的反映中国毒气受害者的电视纪录片。
山内正之说:“从喉咙里渗出血的难受,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我看了电影,确实事实就是如此,他们的症状跟我们的是一样的,跟电影里演的一样。被毒气伤了之后,是没有药可治的。比如说伤害了气管的粘膜,就造成了近似癌症的状况,治疗过的医生都说,这是药治不好的。”
山内夫人说:“日本的幸存者得到了政府一定的补偿,但是中国的受害者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希望这些人能尽快得到日本政府的谢罪和经济赔偿。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次集会上,还进行了为修缮北疃村烈士陵园的募捐。筹集的款项,将由毒气资料馆馆长山内正之送到中国的北疃村。
山内正之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募捐呢?有两个理由。首先,通过在当地居民中的捐款,哪怕是很少的一点,也会使当年生产毒气的当地居民有一种谢罪的意义。在捐款者的名单当中,我们看到,除了6位在大久野岛曾经生产毒气的人,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觉得正是由于我把在北疃村看到的历史事实告诉了年轻人,他们听了以后也感到很吃惊,他们第一次听说,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拿出钱来,帮助我们修建烈士陵园。”
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山内正之带着大久野岛居民捐出的47万日元捐款,送到了北疃村。他是跟着一个叫“三光”作战调查会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来到中国的,这个团体从1998年开始,每年清明都会到北疃村祭奠。
山内正之说:“我和村民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很不安的,当地的村民曾经受到了日本那样惨烈的侵略,作为日本人,他们会怎样接受我们这些来自侵略国家的人呢,我觉得非常不安。一次、两次、三次,每次我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第三次,当时我是和藤本先生,当年曾经制造过毒气弹的人,一起去的。周围的人会如何对待我们呢?他第一次非常不安,毕竟是大久野岛附近的居民,但是去了之后,当地的居民特别善良,他们反而跟我们这么说:造成毒气惨案事件是你们政府的问题,是当年领导者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过分地自责,反而这么跟我讲,听了村民的讲话,我们觉得安心多了。”
其实,在最初见到这些日本人的时候,惨案幸存者们对他们恨之入骨。
李庆祥说:“连我在内,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心里也不解气。谁不是那么想,但是人家来国家保护着,你又不能随便打,要不我怎么不理他们,我不理他们。心里别扭,咯蝇他们,要不我不理他们,照相我不理他们,别给我照。开始都想报仇,自己的老人、兄弟姐妹死了,心眼了谁不恨。后来知道了,这是爱好和平的人。开始恨得慌,后来咱们去,去了两回,这是爱好和平的人。”
日本友好团体“三光”作战调查会,从1997年下办年开始,多次邀请北曈村惨案幸存者赴日为“侵华日军毒气展”活动作证言。李庆祥也受到邀请去了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北疃惨案,在交流会上,李庆祥发现,两国百姓对于战争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李庆祥说:“不是说帮助去了,东亚共荣,共同繁荣?我说我还接着说,那很简单,说帮助去了,怎么不去技术人才,怎么去侵略军,用机枪刺刀和毒气来杀害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又有说的:你们说你们受了害,俺们也受了害,受了原子弹的害。我说,你们日本人民在家安居乐业,被强派到外国当了炮灰,所以日本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你们日本人带来了灾难,不过你们说,你们受了原子弹的害,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弄的?”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方面积极掩盖日军进行化学战的事实,一方面利用原子弹问题大做文章,将自己粉饰为“战争受害者”,企图抹杀侵略罪责——这种片面宣传在日本国内起到了一定效果。对于中国的化学武器受害者来说,在日本的诉讼,日本民众的舆论支持程度,也是能影响到法庭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
小野寺说:“在法庭内的斗争,是要说服法官和那些听众。在法庭外的斗争,是要面对日本市民,向他们倾诉,向他们呼吁,在日本影响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这是我们获得胜诉最重要的步骤。这是你们大家必须要做的,当然我们律师团的人也会一起努力。”
在8•4事件之前,日本律师团帮助中国人进行的毒气伤害诉讼有两个,其中一个败诉,一个还没有最终结果。
在法庭上,日本政府强调说,遗留在东北的化学武器,是由于突然遭到前苏联军队的进攻,仓皇之间来不及处理而丢下的,并不是故意掩埋。针对这两种辩解,律师团找到两名曾经在中国亲手埋藏化学武器的老兵,他们同意出庭做出自己的证言。
小野寺说:“这个毒气瓦斯弹的使用,本身是违反了国际条约,所以我们接到的具体命令,这些个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如果被联合军,也就是被苏联军队,或者是中国军队发现,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命令你们马上挖坑、隐蔽,使他们发现不了,这是我们接到,具体的命令。”
2004年6月,日本律师团又一次来中国调查取证的时候,两名侵华老兵也一同前来了,他们来到吉林敦化,60年前驻扎过的地方,想找出当年自己埋下的毒气弹。避免将来再次发生悲剧。
老兵说:“弹药里有毒气弹,化学武器一旦腐烂会带给人伤害,我们心里都很明白的,这个有毒的东西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我是明白的。但是当时走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做主,后来我在心里一直在担心,这个化学毒物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我回去以后一直怀着担心和对中国人民抱歉的心理,很早以前就想到这边来,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听说律师团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自发地要求到这里来,一方面确认一下现场的实际埋藏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想找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老兵说:“我们就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弹药,我们离铁路左边的那个村子比较近。所以从距离上来讲,可能这附近就是放弹药的地方。”
律师说:“大概是这里吗?”
老兵说:“就这片比较大的地方。”
律师说:“看那边的山,感觉还是这样吗?山不会变。位置不会变的。从位置关系上来讲那是山、村子、铁路。”
老兵说:“是,在铁路的左边,左边有村子。左边”
另一个老兵说:“就在战争结束那天的中午,我带着大约十个左右的士兵,正在装卸运送弹药。这时,朝鲜族的人对我们说:“干什么呢?日本兵?日本输了,天皇已经宣布战败了。”
律师说:“是那个村子吗?“
老兵说:“是那个村子,所以我想知道朝鲜族的村子在哪儿。”
律师说:“那里现在是朝鲜族的村子。你印象中是那个方向吗?”
老兵说:“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律师说:“这边有别的村子。”
两位老兵在这里寻找了一整天,因为时隔太久,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他们没有找到具体的埋藏地点。那些当年被草草掩埋的毒气弹,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被安全排除,或是再一次酿造悲剧。日本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把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数量和具体位置告诉中国。缺少了这一重要资料,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的大地上,还会出现多少“8·4”事件这样的悲剧。
现在,8•4事件的案情调查已经结束,准备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同时,受害者和他们的代理律师也在寻求着法庭外的解决,上个月,受到日本律师团的邀请,八名8.4受害者在日本进行了访问,他们召开了记者会,拜访了50余位国会议员,并且,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要求书,要求日本向受害者道歉,并提供医疗和生活保障。8月5日,日本外务省副外相逢泽一郎会见了受害者们,他看了受害者的伤口后说,今天是他就任副大臣以来最难过的一天。他将立即对受害者的要求进行研究。逢泽一郎接受了要求书,并向受害人道歉。这是战后60年来,日本高级官员首次向中国化学武器受害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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